虚脱的散文

在喀斯特地貌的桂中山区，大地上那些突兀而起、连绵不断的山峰，插入云天，就像倒置着的无比锋利的锯齿，在永不停息地锯着那灰蒙蒙的天空。

“枝柳铁路”的修筑工地，就处在这莽莽群山之中。

那时我在修路民工团一个连队里当了个“半拉子兵”。我们拥有军队的番号，实行军队式管理。生活很艰苦，驻扎在远离村庄的一座荒山，在乱葬岗上搭起茅棚，睡的是竹床，床头就挨着坟堆。吃的很简单，一天三顿，两干一稀，没什么菜，有时后勤供应不上，就每人给一勺豆豉水或盐水送饭。工作却极为紧张，这是三线建设重要工程，“必须与战争抢时间，抢速度”，因而每天从天亮到入黑，干的是挖泥挑土筑路基的活儿。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劳动。凛凛寒冬，呵气成雾，泥土似乎硬得像铁板，使劲刨地，握锄杆的手板起了血泡，痛得呲牙咧嘴。炎炎夏日，汗流如雨，挑着沉重的泥箕走在越来越高的路基上，肩头磨出硬茧，喉咙干得冒烟。时常感觉那轮火辣辣的太阳怎么老挂在天空不动，恨不得有个后羿一箭把它射下来——太阳下山好收工。

我与别的民工不同，被称为“可教育好子女”——嗐！表面看来这是个大慈大悲的'政策，给你改造的好机会呢；其实，它就是孙悟空头戴的紧箍儿，唐僧随便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你头痛欲裂，翻跟头竖蜻蜓，闹个死去活来也是你的事。所以我必须比别人更加积极，我除了与大家一样干活，还主动在休息时间写稿子，表扬好人好事。我要争取入团，心里还存着一个秘密：据说表现好的民工，将来可以留下来当个铁路工人哪！

没料到，我在连队做体力劳动有半年时间，由于写报道竟闹出了点动静。我写的小文章，在工地广播，在师部小报登载，我也因此受到团部注意，抽调到了团部文艺宣传队做了个“编剧”。我真该山呼万岁的。

民工团来自本县，那些连级以上的长官，就是从县里各机关学校抽调来的国家干部。管理宣传队的政治处，偏偏就有我的“冤家对头”。那个政工干事韦谈，在镇中学是出名的造反干将，是把我爸整成“走资派”的先锋；他长得身躯强壮，浑身散发着逼人的革命气概。有他在，哪有我的什么好果子吃？我的入团申请书，一到他那儿就打下来了，几次如此。政治处的林主任认为他能干，也听他的。我的命运就笼罩了驱之不去的阴影。

没办法，在文艺宣传队中，我只有极力地表现自己。创作剧本，撰写歌词，刻写蜡版并印刷，当乐手弹奏乐器，做演员上舞台蹦跳。在《风雨战龙江》的节目中，我忽然从台口处冲出来，到了台中央立马停住，弓步、屈肘、握拳、亮相——那姿势是当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型造型。我就这样干的。

我们不光为工地的民工演出，也到附近的农场去表演。

有一次，我们在工地上打快板，很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干的那活儿。打完快板就参加劳动，叫以身作则。忽然通知说到一个劳改农场去演出。当时饿着肚子，立刻乘上卡车出发。

到了那个农场，领队的林主任安排我们与农场的职工进行体育联谊活动。先是乒乓球比赛，我是主力——我好歹以前在少年体校训练过这玩意儿，没丢荒，将对方揍得满地找牙。接着又打篮球。虽然我的个子不高，但队里男丁少，我只能滥竽充数。这么一折腾，在场上跑着，跑着，我虚汗淋漓，体力不支，突然感到恶心，想吐，一阵头昏眼花，就倒在了地上。人们七手八脚将我抬到礼堂里，我已经昏迷了。

那时民工是不准谈恋爱的，这是“死纪律”。可是有个女队员关心着我，立即跑去寻医找药，还一直守在我身边，即使林主任在场，她也不避嫌疑。当然了，多年以后她并没有成为我的终生伴侣（还是因为“可教育”问题），但我至今还感激她那时的热心救助。

我是低糖而虚脱，应该就是“过分卖力”的结果。虚脱是什么？据说是因大量失血、失水等原因而造成心脏和血液循环衰竭，生命垂危的现象。

幸亏农场有医生，及时给我救治，要不我就要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了。

还用说么，我在工地所做的梦，最终也逃不了“虚脱”的命运。

乱曰：虚脱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虚脱的成因。假如没有那种政治上的偏见，让人生活在那样阴郁逼仄的环境里，我相信自己是不至于“虚脱”的。可惜，不光是我吧，那年代有多少人也避不过去，犹如被淹没在那滔滔的洪水中。叽里咕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