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红豆散文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维的《相思》在我还是孩童时，就以粤语曲调的形式存入我的记忆，那时我尚不知有此诗，就已懂哼唱此粤曲小调。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我的童年是在一首又一首的粤曲小调中成长起来的，如红线女的《昭君出塞》《荔枝颂》，白雪仙的《帝女花之香夭》以及《分飞燕》《平湖秋月》等。待上了小学，我对一些曲目已经烂熟于心，以致于父亲的好友火楠叔叔买了音响邀他去试唱时，我也跟着父亲去凑热闹，还和父亲对唱了《分飞燕》。

小时自不知《分飞燕》是情人之间分别时唱的曲目，而父亲与我对唱大概是权当好玩，又或是想锻炼我的心性，让我能在人前大方一些，自信一些，也同意与我对唱。可惜，记忆中那次对唱，依旧因为太过胆怯，唱了一句“纷飞万里隔千山。”下面那一句终究无以为继。

但也就从那时起喜欢上了粤曲，自然也喜欢唱。

那会，约莫是九十年代初，家家户户基本都有一台收音机，收音机一打开，除了能听到徐达（徐达是我们广东著名的主持人、播音员，可惜，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记住他了）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讲着古龙或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之外，更多的便是声韵悠长、轻快悦耳的粤曲小调。

那会，基本人人都会哼上一句“落花满天闭月光。”就好比现在的人，基本都会唱“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一样。可相对来说，粤曲小调更具文化深度及艺术价值，只是那时我还年少懵懂，不知其中真味。直到多年后，总能不自觉的写出一两句捎带古韵的词句，才想起童年时的熏陶。

九五年的时候，父亲用他开拖拉机赚的钱买了一台电视机，当时我和两个弟弟着实兴奋了好几天，我们终于不用去别人家看电视了，爷爷也很高兴，因为他可以躺在竹椅上看粤剧。

粤剧相对于粤曲小调，就好比于电视剧相对于其中的插曲，而粤剧分幕推进，带着故事，带着情节，更吸引人。于是，爷爷躺在竹椅上看得入迷，我在一旁也跟着看得入了迷。这惹恼了奶奶，因为入了迷的爷孙俩都没听到她吩咐的事，于是奶奶就指着爷爷骂，说他上梁不正下梁歪，带坏了孙女，都不干活，整天看戏！

爷爷难得像个赖皮的孩子，冲奶奶笑笑：“还有一点就看完了，正好看呢！”

奶奶生气归生气，却也不敢上前关电视，只得任由我们看完了了事。时隔至今，我仍记得和爷爷一起看了《贵妃醉酒》《南唐李后主》《唐伯虎点秋香》等粤剧。那会，除了觉得唱戏人的服饰、妆扮很动人之外，记忆较深的便是宋太祖俘虏了李煜及小周后，其弟宋太宗垂涎小周后美色，以焚烧李煜诗稿相逼，令她入宫献舞，不得皱一下眉，不得垂一滴泪的情节。大概也就从那时开始，始终都没能喜欢上李煜这个词人，觉得他太温吞了，别说祖国河山，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

此外，粤剧还是我们广东人的`社戏，尤其是在我的家乡罗定，每到“大社公做醮”，都会上演三天三夜的粤剧大戏。说到此处，得说一说“大社公做醮”。大社公，应是我们邓氏族人敬奉的一位先祖。在爷爷及各位伯爷爷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的传说中，大社公是一位能力极大的先祖，只要诚心向他祈祷，都能求财得财，求子得子，同时，愿望实现了一定得还愿，得有口齿，重承诺。

传说，乡人中有一位兄弟，娶了媳妇五六年都没生得出孩子，听了长辈的话就去求大社公，没多久他媳妇就怀上了，怀胎十月就生了一个男仔，那个兄弟很高兴，高兴到忘了去给大社公还愿表达谢意。没多久，小孩就开始生重病，后来，长辈又提醒他，得去向大社公还愿。那兄弟就买了水果，杀了鸡，准备丰富的贡品去拜谢大社公，随即他小孩的病就好了。

这个传说一直在家乡流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如有人在做醮当天，没管住自己的嘴巴，说了句：“也不知道大社公的话准不准。”话没说完，那人就被突然点燃的鞭炮炸伤了眼睛等等。

若从科学的角度看待这些故事，肯定都是封建迷信，当不得真。

可故事有它不好的一面，亦有它好的另一面。

比如说，听过这些故事的大部分人，对大社公这位先祖都是敬畏的。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敬畏一个子虚乌有的先祖是件很可笑的事。可今之社会，发展太过迅速，科学太过进步，上得了月球，探得了太空，早已不知敬畏是何物，行事往往鲜少顾忌，以致做出很多凶暴残忍的事情来。而知道敬畏先祖的村人，往往都保有一颗行事谨慎的心，鲜少有大凶大恶之徒。

以上都是题外话。

而做醮，应是做生日之意，亦即是给大社公庆祝诞辰，且分小生辰及大生辰之分，大醮是三年一次，小醮是一年一次。

每次做醮，邓氏族人都会按份子交钱，从市里或省里请粤剧团下乡表演粤剧，大醮往往是不休不眠地将粤剧唱上三天三夜，小醮就请电影队下乡来放电影。我们一般都特别向往做大醮，因为做大醮除了唱粤剧还会挑选一些族人去参与巡游表演（一种穿上戏剧人物服装的游行，如西游记里的取经组、神话故事里的八仙等，幸运者还可以骑马）。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真人唱粤剧，可父亲母亲总觉得小孩大晚上不睡觉影响发育，一般不让我们晚上去看戏。而为了能够在晚上去看一场戏，我们只能是早早洗澡，早早吃饭，在父亲母亲没注意的时候，偷溜出去，跟着邻居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去。

可去了，也未必能够看得到，因为很多人老早就搬了凳子去排了队，往往等我们从自己的村子去到看戏的戏台，戏台百步之内早已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我们这种身量不足的小屁孩，只能远远的看个影，听个声。可尽管是这样，我们依旧觉得很过瘾，觉得看到了了不得的事情一样。

翌日，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窃窃的都会问：“昨夜你们去看大戏了么？”去了的都会志得意满地应是，没去的都蔫蔫的像没精神的茄子支支吾吾地说不好一句话。可这边志得意满的尚未够本，一旁歇息的伯父听了去，就尖声怪气的恐吓道：“你呢帮反骨，等下我就去话比你老豆听，睇你老豆打唔打死你！”（你们这些捣蛋鬼，等会就去告诉你爸爸听，看你爸爸打不打你）

听他这样说，我们自不敢久留，一哄而散，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伯父自然也不会真去告诉我们的父亲，因他平日在人前都木讷，唯有在我们这些小孩面前话多罢了。

随着年岁渐长，我上了初中高中，鲜少回家，自然也鲜少再听粤曲。后来，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都被音响替代，流行音乐席卷城市乡村，有线电视台出现，节目繁多，大家都看都市剧、抗日剧去了，粤剧成了每年中秋、过年，珠江台走走过场的表演节目，而我也爱上了刘若英、梁静茹。

我与粤剧渐行渐远，只是当时我沉浸于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对之毫无所觉。直到2013年红线女的离世，才恍然惊觉，已很久没听过粤曲，看过粤剧了，看着报端人们哀叹“世上再无女姐”（女姐是广东人对她的尊称，亦是对她红腔艺术的肯定），心中一片凄然。

红线女，是我们广东人的骄傲，粤剧之所以有“南国红豆”之美誉亦因她之故。她是粤剧“红腔”的创造者，1956年，联手粤剧“红伶”马师曾参加第二届全国戏剧汇演，向周恩来总理及首都观众表演了著名的《搜书院》，一改52年来观众对粤剧的不良观感，在5月17日昆曲《十五贯》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对红线女及马师曾两位粤剧大师的表演高度赞赏，并称“昆曲是江南红花，粤剧则是南国红豆”。自此，粤剧“南国红豆”之名不径而传。

而我与红线女亦有过一面之缘。那会，大学毕业前夕，我在广州的珠吉街实习，街道上搞了个珠吉乞巧女儿文化展，展会是在天河广场搞的，文化展还有一个环节是“乞巧女儿形象大赛”，当时的评委嘉宾之一就是女姐。

那会，初见真人，我算是她的小粉丝，与她对望含笑，她亦笑而回之。尽管晓得那一眼，她对我不会有任何印象，我之于她无疑沧海一粟，然当时站在她身后，静静望着她，听她客观合理地点评每一个形象大使，心中对她的敬佩有增无减。

今夜，谈起粤剧又忆起她，再打开电脑，点看她演绎的《昭君出塞》，一身白衣锦袍，怀捧一柄琵琶，哀哀切切地轻弹漫唱：“我今独抱琵琶望，尽把哀音诉，叹息别故乡，唉，悲歌一曲汉女念汉邦。”

眼泪就不自觉地噙满了眼帘。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当她悲悲切切地在收音机里唱：尽把哀音诉，叹息别故乡。

那会，她就已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红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