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村庄的背影的散文
在号称“冀东粮仓”的冀东平原上，有个一千左右人口的小村庄。那是明初人口大迁徙时建起来的村子。村人的祖先多来自黄河流域，我们来自山东。在我的家族中，我算是北方始祖的第十二代孙。
因为建立了“三女河机场”，我们这个小村庄归空港区管理，而且就要与他村合并，在他村建楼了。唐山大地震时，这个村子遇难一百多口。但她没从地图上抹掉。然而，现在，她就要消失了，不只从地图上。
我想，我写的绝大部分文字，都应当献给这个村子，它叫白树庄。
白果树的村庄
村子原来叫白各庄。八十年代有文件说，县内不得有重名的村，我们村只有改名，而且要官方命名。我觉得这是村庄的耻辱。当然，彻底地消灭了这个村子呢？是人类文明的大进步，“我只有而已而已”。
白树庄比白各庄倒多了点形象性。而况，我们确实拥有过两株高大的白果树，那是十里八村没有的树种呢。
两棵树是大地主老贾家的，在村子南边菜园里。它们有几百岁了？没人说得清楚。我们这群爬树能手，全村高些的树都上去逍遥过。连老贾家坟地那几十棵大松树，我和三民也爬上去劈树杈“打柴”。可这两棵树，我们上不去。它太粗，三个孩子才能抱住它。它太光滑，灰白色的树皮没有多少粗劣的褶皱可攀可登。我们勉强攀到一丈来高，就出溜下来。当然这都是偷偷的探险，遇到大人，你敢爬白果树，他非骂你一顿不可。那树，夏是翡翠的塔，秋是金子的山，冬落下一地白果。人们捡来交给村里的老中医，治病呢。
即使离村多少年，距村还五七里路，抬头望见那两棵树，心一下子就塌实：唉，到家了。它是我村的标志，就像离我们五里的夏屋村一样，她有棵钻天杨，像一团云飘在村子上空。出村向东一抬头就能看到。
五八年大跃进时，白果树放倒了。大人们用绳子拴个秤砣，甩到树杈上，十几个人拉着那绳子，树下两个人拉着刀锯，后面还有人抻绳帮锯。锯到多半时，掌锯的吆喝：闷上劲哪！声音刚落，就听咔啦啦一声焦雷，那树向东倒去，树桩上还立着一丈多高的雪白的茬口儿，像把利剑直指苍天。人们吓得小脸焦黄焦黄。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嘘了一口气：没碰到一个人，连挨树枝扫下的都没有。再放西边那棵树时就更小心了。但它倒向南方时，如沉闷的平地雷，震起的烟尘五六米多高，三四十米长，凝聚着不散，人们傻傻地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很久。
我们村的白果树没有了。它们被做成了南方那种龙骨水车，还做了别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那架龙骨水车，一直在大坑南沿放着，一头扎在水里，一头在岸上，但从来没有车过水。可以看到木板灰白的颜色，用手指敲敲，依然发出铜板样的声音。
我参加劳动时，它被弄到大队院里，靠东墙，已经散了架了，像一条死蛇的骸骨。
再后来，不见了。烟飞烟灭了吧。知道它们的人也很少了。
“树犹如此。”“明代白氏建村”，村里早就没有姓白的了。
二爷
祖父有两个弟弟，二爷是最能过日子的庄稼人。因此，土改时，他划成中农，我家划成贫农。即使是土改刚刚过去，他还花了大把的钱置了五亩地，在全区传为笑谈。但二爷就是喜欢地，好庄稼人怎么会不喜欢地，怎么会不喜欢自己的地！
从我记事起，二爷的背就是驼着的。他总是不停地干活。八十四岁时，还扛着锄下地，跟社员们一起耪地。二爷耪地锄杀得深，拉得匀，小苗晃晃悠悠儿，说明锄板儿杀到了苗根底下，又没伤着苗，这是功夫。“草死苗活地发暄”，庄稼人境界的展示。
我总以为，二爷干活儿比我们过年还快活。那天晚上请二爷吃饭，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母亲让我去找二爷，到地里，要不到场里找。天黑黑的了，场面显得白晃晃的。二爷蹲在场边，拿着簸箕，正抠麦粒。麦粒是轧场时轧到场面里去的。簸箕里有半把麦粒，不知二爷抠了多长时间。
二爷从来不说笑话，脸上的表情很少变化。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下地”。晚年耳朵背，那天，我们几个小青年一起说笑，我忽然想起：“今天是劳动节啊。”二爷刚好走过我们那里，搭了一句：“啥？狗动节？”我们吓得四处望，二爷问：“你们找啥呢？”
我问过二爷都去过哪儿，二爷说，南到过某某镇（十二里），北到过某某坨（三里），东……西……。我估摸下，二爷这辈子活动范围不超过十平方公里。我觉得二爷在骗我，我以为这是二爷唯一的幽默，只是“死无对证”了。
我家坟地里有十几棵松树，二爷听说也要归公，连夜放倒拉回来，第二天就请人攒棺材，一口“混六六”的棺材，上了红色的大漆，停在碾棚里。晚年，二爷佝偻着腰，总去用肩膀去拱棺材盖。“老论儿”是不兴动棺材盖的，动了，就意味着那主人快要进棺材了。
二爷六十年代饿死了。
大石桥
叫大石桥，其实桥本不大。四块石板平摆着，中有一指宽的.缝隙。每块石板宽三尺，长一丈多，厚足足二尺。年深日久，它们都圆头巴脑，显得憨厚、柔和。大石桥的四角，分别摆着条石，每块都二尺多宽，一尺多厚，三尺来长，向四外乍开，像桥的四个爪子。既防赶车的犯迷糊把车拐沟里去，又供人坐着小憇。
桥下是条大沟，东西走向，擦着街道南边。一到夏天，沟里总或多或少地流着水。赶上发水，沟里的水也深到“打脖儿”，甚至“忽顶”，打着卷翻着花地向西南流。据说是流向九河下稍的天津卫去了。沟南，有一道四五丈长的影壁，南面是大地主老贾家的宅院。
吃完晚饭，出门往东一望，沟上担着一大片温馨的灰白，就是大石桥。冬天，那里是孩子们游乐场，来猫猫、撞拐、小驴驮舵子……。间或，来一场“大庄儿小庄儿开仗咧”。大石桥为界，东面叫大庄，西边叫小庄。小庄户少，可喜欢跟大庄挑战。都是孩崽子挑事，然后，半大孩子“收坑儿”。也就是见好就收，不会打得不可开交甚至系上仇疙瘩。等街道上空浮起了妈妈们此伏彼起的呼唤和佯装的怒骂，才一个个灰头土脸，意犹未尽地各回各家，免不掉的是棉裤脚子扯了，棉袄疙瘩儿掉了，妈妈数落着在毛子油灯下缝补，赶明儿上学穿。
夏夜最好。大石桥是爷们儿的论坛，多是抬杠，要么讲古，还有就是左右八庄的奇闻怪事。
人们先用笤帚把桥面浮尘扫去，桥面像热热乎乎的炕头。人们或坐或卧。顺风口点燃一根艾蒿编成的草绳，可点烟袋，又驱蚊虫。大芭蕉扇扑嗒扑嗒地给人们唠嗑伴奏。桥中间差不多横三竖四地躺着几个孩子。我们就闻着艾香，看着满天星星，迷迷糊糊地听大人说话，听北面大坑里蛤蟆懒懒地呼应，发水的年头，比蛤蟆小，黄色的哈氏蚂子就会多起来，它们成战阵地喊：“嗯、啊”“嗯、啊”，喊得大人心焦，喊得孩子睡不醒。
堂叔教过私塾。他问我们，哪是北极星？我就指指那个大马勺样的星星。他说，那是北斗星不是北极星。看见没，从北斗星勺子沿，顺一条直线，那儿，对，那就是北极星。我说，它也不亮啊。堂叔说，别看不亮，北斗得绕它转。要不怎么说“斗转星移”呢。夏夜的星星湿漉漉的，迷迷登登地像露水珠，间或有一颗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了，“刷”地一下，一道斜线，天空立刻生动起来。“贼星！”我们欢呼。
表爷爱和孩子说话，平等认真地对话。“表爷，有魔吗？”常听大人说，有种鬼，叫魔，是淹死鬼。夏天夜晚在水边走动，见人就往水里捺，找替身呢。我们晚上从来不到大坑那边去，虽然中午它是我们的乐园。表爷说：“有魔啊。我就看见过。”我们就坐起来，耳朵也乍叉起来了。表爷不紧不慢地说：“有回上外庄儿看影，我是影迷，十几里外的庄子唱驴皮影，我也跑去看。影煞台回家。走到藕坑那里，觉着跟上啥儿了。”我不自觉地向他跟前凑凑，他搂着我一个肩膀说：“我没敢回头，脚步可快了，然后就跑起来了。可觉着它还在后头。看来，我今儿个算是死它手儿了。反正也是让它掐死（那时我们一致认为，鬼害人的方式只有一种：掐。）就边走边慢慢回头。哎，你说，魔啥样儿？”“啥样？？”“嗯，雪白雪白的，跟‘棉花瓜儿’一样。”棉花瓜儿，是把弹好了的熟棉花，打成卷，一尺长，七八寸粗，中间用根草捆住。每个瓜子正好半斤重。我心说：才那么大呀？有点失望。“两个小棉花瓜儿跟着我，墩搭、墩搭，两只小红眼儿，跟香火头儿一样。我走多快，它俩跟多快，我站住，蹲下，它们也站住，离着一丈多远儿，盯着我。我试着冲它俩走，它俩就往后退。我也不管它们了，走我的吧。过了藕坑，回头望望，没了。呵呵呵。”我忽然觉得，那魔，真是可爱极了。
还有个听了多少遍的故事：“你有个老老太爷，就是坐在东北角大石头上，咬着香油馃子死的。”“老老太爷”，老太爷是曾祖，老老太爷就是高祖了。那是个本家的高祖。早上必得来一块香油馃子（炸饼），坐在大石桥上吃。说明这也是令人羡慕的殷实之家。那天早上吃了一半了，有人跟他打招呼：“二爷儿，又吃上了？”二爷儿好乐呵：“是啊，吃上啦，哈哈哈……”就委石墩子上了。那人赶紧扶起他来看，人已经断气了。于是人们都说林家二爷儿是乐呵死的。“人家也是一辈子，啧啧！”
发水时，大人有时也会在大石桥东口那里弄个抄网，截鱼，多是泥鳅。我们这些孩崽子晚上就是放灯。用秫杆插一个直径半尺的圆盘，里面撑个十字，用席篾儿穿上一串剥了皮的蓖麻籽，插在十字中间，点着。敬心敬意儿地放在水上。嘴里念叨着：漂着漂着别倒喽，漂到西边就好喽。然后，就跟着它往西跑一截儿，就不敢跑了：西边太黑。看那灯忽忽悠悠，或明或暗，一川星斗似的向西南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