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赋》散文欣赏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踰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渊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然后扬节而上浮，凌惊风，历骇猋，乘虚无，与神俱。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鵕{义鸟}。拂翳鸟，捎凤皇；捷鹓{刍鸟}，掩焦明。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上‘罒’下加‘干’}，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羞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悦。乡风而听，随流而化；芔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子虚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也是汉赋第一篇富丽之作。《子虚》和《上林》在《史记》与《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中本为一篇，萧统的《文选》始分为二。
据《史记》本传载，《子虚》与《上林》非一时所写。《子虚》著于相如客游梁时。武帝即位后，读了此赋，大加赞赏，恨自己不能与作者同时。蜀人杨得意当时任狗监，经他介绍，武帝召见相如。相如说：“（《子虚》写的）乃诸候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于是写成《上林》奏上，武帝大悦，任以为郎。
在《子虚》中，作者假设楚国派遣子虚出使齐国，齐王与他一起出猎，以夸“车骑之众”。畋猎后，子虚拜访乌有先生，向他夸耀楚王在云梦游猎的盛况，非齐王所能企及。乌有先生不服，因而加以诘难，并以齐国之大。奇珍异宝、名禽怪兽之多，来折服子虚。在《上林》中，却借亡是公之口批评子虚、乌有先生：“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候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这只能贬君自损，而不能扬名发誉。亡是公还详叙汉天子上林游猎之盛以压倒齐楚，而天子最后有所觉悟，罢游猎，崇节俭，“游于六艺之圃，驰骛乎仁义之途”。亡是公的一席话，使得子虚、乌有二人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承认自己的“固陋”，表示接受教诲。这就是曲终奏雅，所谓讽谏之意，如同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说的：“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人之讽谏何异！”
相如在赋中，抑诸侯，扬天子，并按自己的政治理想，奉劝天子尊崇儒术，施行仁政，这是适应武帝盛世歌功颂德的政治需要的；尤其是在平息吴楚七国贵族叛乱之后，极力宣扬大汉威德，贬抑诸侯势力，这对于维护封建帝国的统一，巩固中央集权，无疑会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篇赋受到武帝的赏识，并授予相如以官职。
在此赋中，作者还尽情描述齐、楚以及天子上林苑之广阔，物产之丰富，天子诸侯游猎之盛况，这一方面反映了帝王贵族生活的豪华奢侈，另方面也从上林苑及天子畋猎的盛大场面描写中，充分显示出汉帝国在上升时期国力强大的宏伟气象和时代风貌，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子虚上林赋》原本于宋玉之《高唐赋》。从体制、结构、语言风格、骈散兼用等方面加以比较，《子虚》《上林》有明显学习、摹仿《高唐》之处，然而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有所发展，自创新格，并形成独自的艺术特色。诚如何义门评语所说的：“《子虚》、《上林》为宋玉嫡传，从《高唐》而铺张之，加以纵横排宕之气，其局开张，其词瑰丽，赋家之极轨也。”（《评注昭明文选》）
以宏伟的结构铺写巨丽的形象，是其特色之一。
这篇大赋共三千五百多字。作者在如此巨大的篇幅中，逐层展开铺写，而每一层描写都展示出一幅瑰丽雄奇的画面。首先写了楚国云梦之大，有“方九百面”之广，接着写其中山的形状“盘纡岪郁，隆崇山峍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然后写其土如何，其石如何；其东有什么，其南有什么，以及楚王在那里的狩猎活动。其次，写了齐国的宽广无比，它“吞若云楚者八九于其胸中”。然而，铺写齐楚苑囿之大，游猎之盛，还不是主要目的，更主要的是铺写天子之事。因此，在《上林》中，作者连用了七个“于是乎”的段落，从不同角度来描写上林苑无比的繁华富丽；还花费了大量形容词，描写苑中纵横交错的水脉及其中的水族、水鸟；耸立于水脉之间的山峰及山上茂盛的植物。还叙写了苑中“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建筑精致；天子在苑中数千处离宫别馆举行盛大的'校猎活动以及校猎后的歌舞宴会与歌女姿态之美。所有这些描写，无不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
上林苑，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所营建。汉初荒废，后经汉武帝扩建，此苑南傍终南山，北临渭水，周袤三百里，内有离宫七十，能容千乘万骑。如此巨大的规模，但与此赋中所描绘的“视之无端，察之无涯”的上林苑巨丽形象相比，远不及后者之大。
作者所以能写出这样巨丽的形象，是与作者具有“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密不可分的。
借助想象，采用虚构、夸张手法，创造神奇的境界，是其特色之二。
这篇赋中，“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个人物，都是作者借助想象虚构出来的，其用意，《史记》本传己指出：“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史记集解》引郭璞注：“称说楚之美”。）；‘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郭璞注：“诘难楚事也。”）‘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郭璞注：“以为折中之谈也”）。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不仅人物是虚构的，就连天子有所觉悟后所讲的那番研六经、施仁政的大道理，也是作者按照自己的美好愿望和现实需要虚拟的。
在文中，作者还借助想象，竭力夸张。比如描写楚之云梦，夸写其中之山“上干青云”、“日月蔽亏”；描写齐国之大，更极尽夸张之能事：“邪与肃慎为邻，右与旸谷为界”、“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此类夸张描写，在全赋中比比皆是，大大超过宋玉之《高唐》，故刘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文心雕龙夸饰》）
更有甚者，作者还通过大胆想象，创造了天子游历天宇的神奇虚幻之境：“扬节而上浮，凌惊风，历骇猋，乘虚无，与神俱，辚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鵕{义鸟}，拂鹥鸟，捎凤皇，捷鸳雏，掩焦明。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絃……”这与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描绘的“无所待而游于无穷”之奇幻境界何其相似。
以典丽的文辞，丰富的词汇，施展其广博的才学，是其特色之三。
司马相如学问渊博，擅长辞令，文采焕发，雍容娴雅。他的《子虚》《上林》，不仅结构比《高唐》宏伟，而且词采也比它更为瑰丽，其中如描写上林苑开头那段文字，出语不凡：“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徐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渊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还有描写置酒张乐那段文字，也颇为精采：“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纵览全文，铸词造语，骈丽工匠，诸如“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垂条扶疏，落英幡{纟丽}”……由此观之，“汉赋骈始”，不能不归功于《子虚》《上林》。
相如不仅是一位辞赋高手，也是一位文字学家，他精于小学。（他著有《凡将篇》，今已佚）他运用丰富的词汇叙事状物，使这篇赋象一部按类编排的字书，但“总众类而不厌其繁，会群采而不流于靡”（程廷祚《骚赋论》）。与此同时，他也用奇僻生字炼铸不少艰深晦涩之语，有些文字读起来令人费解。它给后代辞赋家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指出：“《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寓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马、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诚然、司马相如以其天才之笔写就了《子虚上林赋》，将汉赋从贾谊的《鵩鸟》、枚乘的《七发》，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建立起歌颂兼讽谏的汉赋体，成为此后赋家学习的典范，也为他自己在中国文学史和辞赋史上奠定了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