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几种可能的路向

编者按：自2012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于本刊发表专文，提出“新子学”理念以来，学界相关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进行。于日前在上海召开的“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就“新子学”进一步发展提出各种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与会学者在“新子学”理论建构之外，更关注“新子学”发展的路向问题，这表明“新子学”正稳步走向实践阶段。本刊撷取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以期进一步促进“新子学”之发展。

　　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吴根友

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我是欣赏的。有时候需要有勇气有气魄的人提出口号，竖立旗帜，把学者召集在一起。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讲诸子学在当代的新展开。面对传统的子学，当代学者应该有一个回应：今天子学要做什么。这是“新子学”要回答的。

中国文化是多元并进的，在儒学内部也是如此。传统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主流，但并不因此而能过多地奢谈“正统”，争抢所谓的“正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要在诸子百家争鸣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地向前推进。我们不赞成道统说，赞成子学多元的传统。仅就思想史、哲学史而言，“子学”其实是研究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传统，但诸子百家的争鸣在实质上就反映了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实质。

我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与诸子学研究，可以从萧萐父先生的子学思想中吸取思想的启示，活化熊十力先生“以平等心究观百家”学术平等精神，平视西方哲学各流派的思想，并要有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哲学中的诸观点与方法，做到为我所用，而不是亦步亦趋。

晚年的萧先生，在发表的文章与私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要敢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将中国传统的“子学”概念加以泛化，用以描述当今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一文中，萧先生要求我们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解构、重构，作出新的综合和理论创造，从而有充分准备去参与‘百家争鸣’”。很显然，萧先生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各家各派的学术争论，视为当年发生在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这种带有比喻性质的说法，体现了萧先生深邃的学术洞察力与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西方，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思想的学术态度。

萧萐父先生的子学思想，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自由精神，对于新世纪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对于子学在当代的新展开，都将会给予有益的思想启迪。尤其是他将“子学”作一泛化的处理，要求我们参与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说法，特别具有启发意义。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一想法与他生前的好友——华东师大教授冯契先生的观点颇为一致。冯先生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局面。对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诸文化怎样彼此结合或冲突，将会有怎样的前途，大家见仁见智，会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来自由地讨论解决。”这就表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诸子百家争鸣，是当代“子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仅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言，萧先生虽然赞同百家争鸣，并且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的行列中，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前景的预测，不同于《庄子·天下》篇所悲叹的“百家往而不返”的结局，而是趋向于“同”，只是这种“同”是以“异”为基础的“同”。如王船山所说，“杂统于纯”，“异以贞同”，而当中国文化在过去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分殊发展之后，“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兼综并育的整合期”。而这一“兼综并育”的新文化，即是在中西、古今的交会中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时的中国文化将是一个“矛盾、杂多的统一”的“和”的文化状态，而不是单向度的纯之又纯的新文化。

　　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 严寿澂

理解和发展“新子学”，首先要厘清经学和子学的关系。一般理解的经学、子学完全对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章太炎先生曰：“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可谓一语道破中国学术演进的关键。东周以降，此贵族封建之制逐渐崩坏，官学亦因而衰替。孔子创办私家学校，将古代王官之学传授于任何愿学者，民间私学于是代兴。百家言兴起，原有的王官学并未歇绝，如钱宾四所指出，战国时期，王官学与百家言并立于学官，一掌于史官，一掌于博士官。至于所谓经，孔子之时，“犹不名经”;迨至孔门弟子，始有“六经之名”。以王官学之六艺为常道，自孔门始。六艺之学与孔门的关系，如吕诚之先生所谓，“孔子所传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义也。此两义各不相妨”，蒙文通亦持类似见解，此最为通达之论。

一般来讲，儒家之经学与其他诸子之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皆为“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然而“经之与子，亦自有其不同之处”。章太炎云：“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实为的论。因而经学和子学有同有异，不能截然二分。

“新子学”的典范是基于“后设于哲学”之立场的章太炎。近代学者中，章太炎泛滥众流，出入百家，同时又坚持本民族地位。太炎心目中的中华文化复兴，在思想方面是发扬先秦诸子之学。太炎以为：“孔氏而前，或有尊天敬鬼之说。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今日欲复兴中华学术与文化，必须上接先秦，重开百家争鸣之新局。

依鄙见，其要点有二项，一是依自不依他，二是求是致用相资。所谓依自不依他，其含义有两个层次。一是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切忌将凿枘不入的外来思想学说视为无上正等正法，加诸本国文化之上。太炎先生去世前三年，昭告其弟子曰：“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这段话正是“依自不依他”第一个层次的极好概括。“依自不依他”的第二层次则是自力道德，不以鬼神为依归，与耶、回等一神教大异其趣。此乃二三千年历史使然。诸教诸神各有其功能，百姓各取所需，彼此相安无事，是为宗教宽容和谐之极致。

所谓求是致用相资，中华文化有一重大缺陷，即太过实用，以致妨碍了纯科学的发展。有识之士，如章太炎、陈寅恪，皆对此有深切认识。以见求是之学，本不以致用为鹄的，若因此而有大用，则是不期之遇，非其本意。纯科学研究之真谛，可谓尽于此数语中了。因而要注意纯粹认知的意义，以与传统相汇通。

总之，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乃中华文化复兴必由之道;而太炎先生者，实为前驱。今日提倡“新子学”，当于此取法。

　　“新子学”必须与经学相结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若晖

“新子学”发展，应该立足自由经学和子学传统相互促进上。传统上，以经为中华传统文明之核心，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开篇有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以经为大道之所在，此固汉唐经学之通义，但是其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另有曲折。

至于诸子之学，一般认为是经学的附庸和补助。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分中国哲学史为两大阶段，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其实即便在先秦时期，诸子也与经学息息相关。王葆玹指出：中国有一俗见长期流行，即以为五经纯为儒家经书，经学为儒家所独有。实则五经在秦代以前，乃是各家学派共同尊奉的典籍。先秦至汉初之经说本与子学一体，也是活泼泼的自由思想。经子关系，诚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所言：“《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近代经学沉沦，子学复兴，但复兴后的子学弃经学而附哲学，于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固有格局与内在脉络被打散。这在经学领域表现最为明显。汉王朝以秦制律令体系，驯化经说，建构经学，再以之一统思想，对于这个传统需要现代学者加以疏通。近年叶国良倡言：“经学的生命力是否旺盛，端看是否有新体系出现，易言之，须有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之作，才能维系经学的生命力，这方面还是有待努力的。”

我们认为，经学的根本性地位还是要承认，中国文化还是无法彻底离开经学，同时需要发掘经学的自由传统，允许自由辩论、自由质疑。经学时代之前的`经说就是自由的传统。因而，如何回到自由经学，并以此为基础重构子学?这是当代“新子学”建构的要点。

如何重构子学?汉初司马迁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史记志疑序》论曰：“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太史公正是熔经铸子，才能“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因此，当代“新子学”的建立，必须与经学相结合，以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为根基，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面对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重铸中华之魂，此即当代“新子学”之魂魄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