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东山再起的故事

说到范蠡，就让人想起西施，听说最后范蠡带着西施走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范蠡的故事，范蠡为何在哪都能东山再起，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范蠡(前536年7月26日楚灵王五年-前448年楚惠王四十一年)，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或陶朱公，早年居楚时，尚未出仕，人称范伯。以经商致富，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传说佐越王勾践定计灭吴后与西施泛五湖而去，事见《越绝书》《吴越春秋》。

范蠡出生于前536年7月26日(农历前536年九月初一)，春秋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南阳淅川县大石桥乡至寺湾镇间)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轻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范蠡之著作今已散佚，计有《兵法》及《养鱼经》二书，于《文选》中可略见该二书之引句。晋人蔡谟之后因认为“计然”为范蠡著作之书篇名，因此相传有《计然》一书散佚，汉唐、三国等史料多以计然(计倪)为人名，清朝以前多数著述也多半认为计然为范蠡之师，《陶朱公生意经》则是根据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又称《陶朱公商经》、《陶朱公商训》或《陶朱公经商十八则》并非范蠡著作，《范子计然》出自唐马总的《意林》一书，作者也非范蠡。

　　商圣范蠡的为商大道

中国历史长河浩瀚多彩，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更是一个风起云涌，英才辈出的时期。中国最早的商业学家、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被誉为一代商圣的范蠡，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颗璀璨明珠。虽然范蠡所处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和当今社会都不尽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学习的。

　　德为立身图强之本

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楚国宛地三户人，从小酷爱读书，十几岁就学富五车，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识，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以及宠辱不惊，泰然处事的能力。

范蠡在20岁时遇到文仲，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建立功业，做一番大事。范蠡与文仲都是楚国人，但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于是范蠡和文仲投奔越国为官。初到越国，范蠡和文仲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国乱显忠臣，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吴，而范蠡与文仲对越王不离不弃，因此得到勾践的重用，范蠡更自愿随勾践赴吴国为奴。

吴王夫差知道范蠡是个大才，几次劝范蠡离开勾践，封赐显爵，范蠡不为所动。为奴的三年时间里，范蠡同勾践夫妻一起耕作劳动、粗食、卧薪，并且不忘和勾践的君臣之别，时刻敬主、护主，三年如一，不离不弃，让吴王即赞许又流慕。

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表现可能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也换来了对手的崇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再有聪颖的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大事呢?现如今，不乏因为企业家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案例。而事实恰恰是，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牛根生将企业经营的核心根本表述得很精辟。

　　儒道相济的思维哲学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其兼具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而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有儒家的礼信才德与直勇，又有道家的顺应环境、至韧至柔的特性。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坚时如磐石，韧时似皮革，而柔时又似湍流入溪，无影无形。

在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衰弱的越国走出困境。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生存艰难状况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

在吴国为奴时，范蠡与勾践卑膝求全，吴王夫差要出门时，勾践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夫差生病时勾践舔舐他的粪便为其诊病，终于感动了吴王，三年后放勾践君臣归国，这些委曲求全的计谋都是范蠡为勾践所出。由于范蠡的奇谋，勾践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能够在逆境中忍受巨大屈辱与折磨，卧薪尝胆，最终灭敌复国的君王。

勾践被吴王释放回国后，此时的越国内部处于饥荒不断、瘟疫肆虐，民不聊生的状况;在外部，吴国时时监控打压越国，四周又有其他诸侯虎视眈眈。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成问题，如何迅速走出困境，雪耻复国呢?此时范蠡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

范蠡与文仲规划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九术”等兴国灭吴的战略规划。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包括不能建造城墙、不能组建军队、不能打造武器等。范蠡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并告知吴国，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寇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但面对吴国一侧永不建城墙;不让打造武器，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与外界隔绝，以密道往来运输;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民兵”，秘密进行训练，各户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战事时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

勾践回国后，转年就要攻打吴国雪耻，被范蠡拦住。范蠡认为：天时、地利、人事，条件尚不成熟。三年后，勾践再次提出讨吴，范蠡再次阻止，范蠡认为现在地利条件有了--周围虎视的国家都已经和越国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经清除，但是此时天时与人事还缺乏机会。七年后，勾践再次提出罚吴，依然被范蠡拦下，范蠡认为，经过七年的休养生息，越国兵强马壮，士气高涨，反观吴国，连年征战，虽然依然强大，但是已显疲态，士兵疲乏，百姓厌战，此时人事已经具备条件，但是现在还缺少天时。十年后，吴国与晋国争霸，国内空虚，此时范蠡告诉勾践：天时、地利、人事都已齐备，可以出兵了。

出兵后，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姑苏，吴王回师后向越国讲和，但勾践想一鼓作气踏平吴国。范蠡清醒地看出，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但是吴国的精兵良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并没有伤到元气，硬拼的话即使获胜，也将是两败俱伤。而经历此次打击，已触发了吴国国力开始盛极而衰的转折，不应急于一时，而是应该顺天时，再等待彻底摧毁吴国的机会。待到10年后，吴国外患不断，国内又遭遇罕见天灾，越国乘机发倾国之兵，彻底覆灭了吴国。

从范蠡为人、处世、治国、罚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谙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维开放、灵活，有刚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济型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晓利害知进退

吴国被彻底灭亡后，勾践封赏群臣，范蠡官拜上将军，在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时范蠡没有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其他诸侯国不是离得比较远，就国力很弱，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也就是说，天下已经太平，这个时候功高盖主就很危险了，加之多年的相处，范蠡知道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于是，范蠡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虽然勾践以平分国家为条件来挽留范蠡，但范蠡仍携妻儿悄然离去。范蠡走后不久，贪恋富贵没有离开的文仲被勾践无故杀死。

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目光是否敏锐就变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是否晓利害，知进退，有所为之后冷静地分析，应该何所不为。“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

　　诚信仁义成就巨贾

范蠡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自此隐姓埋名，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在齐国，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打细算的做法，对待雇工十分慷慨。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他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做工。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范蠡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

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恰好走到范蠡家，于是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抓住了机会。

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据说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其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被后人颂称为“富行其德者”。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齐王请范蠡进宫，拜其为相国。为相期间，范蠡大力发展经济，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范蠡再次辞官，“居官致卿相，治家达千金，这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于是，范蠡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后飘然离开。

物极必反的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而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的消极思想，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他的山峰，而不是重重地摔下来，万劫不复。

辞官后，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之本，再次开创家业。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这里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

　　大道自然顺势而为

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自然得利。

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他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

范蠡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和现代经济学的论点完全一致。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原则与方法：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在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

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但是却非常有效，而我们往往在华丽的技术与纷繁的诱惑中迷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范蠡能在那个文明尚且不发达，更谈不上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时期就综合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不让我们叹服。

　　天下己任道义于肩

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为此采用许多不道德的手段，比如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不谋而合。

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利润率精确的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加之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能做到价格低于同行，不仅是降低利润率，更有赖于范蠡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思路，在某种商品过剩，价格很便宜时大量购入，同时，抛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司马迁用16个字精确地对范蠡进行了概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其实，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技巧层面的东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简单，最质朴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当我们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后，这些质朴自然的东西反倒被掩盖或遗忘了，而恰恰这些东西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欠缺的大道，用在经商上，就是为商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