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有多远的散文

你喜欢说：不远，一点都不远。于是，我顺着你手指的方向，一直走，一直走。弯道绕过去了，沟坎跨过去了，树木花草都看得眼花缭乱了，还是看不到行走的制高点。不管我怎么行走，四围都是高山，层层叠叠的，氤氲着神秘的宗教气息。

这山，不是自然之山，是人文意识构筑的文字山系。它横跨五大洲，四大洋，穿越了莫桑比克海峡，窃取了古希腊神话的灵翼，攀上珠穆朗玛的峰巅。我想，这峰巅，一定有着暗地生长的态势。你前进一步，它长高一大步，甚或无数步。即使你每日不停地向上攀爬，也难以赶超它生长的高度。更多的人，仰望时喟然长叹，静坐时心生胆寒。只有那些执着的勇者，凭借超人的毅力，攀过一座座山头，看高危的山体，孕育着何等超凡脱俗的雪之莲。

百岁杨绛，一生都在读书。读过多少书，她自己也许都无法统计。杨家世代读书，藏书颇丰。作为名门之后，杨绛打一落地便被书香濡染。父亲《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母亲料理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阅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这样的读书环境，给杨绛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她不仅好读书，还能读好书。她在书山文海里游走，撷取智慧之珠，研磨成粉，敷之饮之，所以，自内而外，都浸淫着浓郁的书卷之气。

钱钟书，其父曾为清华大学教授。他嗜书如命，博学多能，圆融古今，贯通中西。《管锥编》一书，有人读后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还有外国记者曾说，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杨绛与钱钟书的结合，也是两个大家族藏书智慧的融合。他们的涵养，是中国千年文化累积出的高峰，是中西文化交汇后壁立的巅峰。且不说《围城》，就读杨绛的《我们仨》，你也能读出一代才女深厚的文化学养。即便是细碎的生活琐事，你也能读出流淌其中的文化气韵。这样的文字，不是一个腹中空空的人所能杜撰出来的。更难想象的是，它竟然出自一位92岁的高龄老人之手。随手拈来的经典诗文，嵌入自己的叙述语言中，自然妥帖，看不到丝毫书呆子写作时掉书袋的印痕。

百日寿辰，文汇报访谈，找来细读，你会发现，杨绛先生，文思依然敏捷，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毫无说教之枯燥。人类历史上，能活至百岁者，大有人在，但是思维如此清晰，语言如此凝练，谈论如此纵深，看待生死如此淡定，又有几人呢？

没有贴近生命的自始至终的阅读，杨绛先生不会取得今日的成就。阅读的先决条件是书，是有价值的好书。杨绛先生一生不缺少好书读，有父母有师长，有丈夫有女儿，他们给杨绛提供了阅读好书的广阔空间。她也好读书，能读进去，能融会贯通。虽然成名比钱钟书早，但是，为了丈夫，她依然退居其后，默默地操持家务，为钱钟书创造良好的阅读研究条件。甚至放弃公费留学它校的机会，陪钱钟书在牛津完成学业。一个才女，她秉承着中国传统妇女相夫教子的情结，无怨无悔地做灶下婢，弘扬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大爱与大德。她更多的作品，创作于70岁期颐之后。那时，钱钟书的成就已经名扬海内海外。在他的盛名之下，杨绛依然默默地耕耘，不求闻达于诸侯，甘愿做钱钟书的“老妈子”，陪其终老。

女儿钱瑗离去，相隔一年，钱钟书也离她而去。她说，我们失散了。她说，我要整理钟书的手稿。她说，我在抄写《槐聚诗存》。她说，我已经走到人生边上，等待“回家”。她还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她每天都在写，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售书仪式。她的灵魂是被厚重文明净化的通灵宝玉，毫无世俗物欲的功利色彩，散发着纤尘不染的光芒。她不仅读书写书，更用莲一般的德行，给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立起一个标杆。我们得反思，要好好静心反思：怎样读书，才能读出这样的一种人生大德；怎样行走，才能走出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

其实，那些取得世界性文学成就的人，有几人不是浸淫在文海书山的世界，畅游不已？那些世界性的文学巨著，哪一部不是作者丰厚学识外化的结晶？普鲁斯特，福克纳，伍尔夫，昆德拉，帕慕克，赫塔穆勒，村上春树，等等，只要读他们的作品，你便能读到博识，读到才气，读到洞察世相的睿智。伍尔夫的《论小说和小说家》，里面收集了她的十多篇论文，分别论述作者对奥斯丁，爱略特，康拉德，哈代，劳伦斯，福斯特等人作品的看法。阅读文集，你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文学论点，如时代变迁论，人物中心论，主观真实论，突破传统框子论等，以及她的批评方式，如印象式，透视式，开放式等。没有大量的阅读，伍尔夫如何能写出这样透辟的文学评论，如何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学者和传记家。她身边有一个知识精英的沙龙，就是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其核心成员有：作家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的丈夫），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范妮莎的丈夫），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文学批评家德斯蒙德·麦卡锡，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画家邓肯·格兰特，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作家福斯特。除此之外，哲学家罗素、诗人T.S.艾略特、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奥尔都斯·赫胥黎也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过从甚密。这些“欧洲的金脑”多半是剑桥大学的优秀学子。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这样一批知识精英切磋文学和艺术，她不仅获取了友谊、智慧和信心，还灌输到自由平等的精神。她的文学创作由此别开生面，更加注重精神的含量。

伍尔夫的成就是精英文化濡染的结果。如果没有身边这些精英人才，没有可供她阅读的大英博物馆，伍尔夫的才学会不会大打折扣呢？每次阅读长篇巨著，我都会惊叹：他们怎么会如此熟稔某种文化，而且不只是一种文化。阅读《我的名字叫红》，我惊叹帕慕克对世界一流绘画的精通。阅读《红楼梦》，我惊叹曹雪芹对厨艺的精通，对茶艺的痴迷，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融会贯通。阅读《穆斯林的葬礼》，我惊叹霍达对穆斯林文化的精通，对中国玉石文化钻研的高度。小说是塑造人的艺术，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这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不浸润着文化的因子。如果不懂，你就很难把人写深写透写神奇，把社会写广写博写逼真。毕竟，文化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群体。

这样看来，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字距离经典有多么远啊！我没有书香世家的生长环境，没有识字的父亲母亲，没有可供阅读的好书氛围。流线型的读书生涯，只为考试。流线型的教书生涯，也只为学生取得好成绩。好书离我如此遥远，我甚至不知道哪些书是好书。我也在阅读，但更多的阅读是为了考试。这样的阅读，读不了好书。后来，即使拿到好书，也不知好在哪里。这几年，认识几位阅读好书的良师，爱琴海，寇挥，安黎，向岛，他们一边给我开书单子，一边教我如何阅读好书，一边诊断我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把写作和读书结合起来，我才懂得应该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应该怎样写文，写什么样的文字。我的认识到位了，但是，我的阅读几乎没有积淀。曾经，没有阅读写作的氛围，没有爱书如痴的朋友。今日，即使认识到位，拉下的巨大落差，又怎能用极为有限的时间来弥补？

现在，我尽心尽力阅读，渴望自己的阅读能达到量的积累，引发我写作方面的质性飞跃。但是，不管我怎么阅读，都感到难以言说的贫瘠。特别是阅读杨绛先生文字之后，我真的很难下笔，很难顺畅地表达内心的生命体验。如果，写出来的文字是垃圾，耽误了他人的阅读时间，这岂不是一种谋财害命的罪过？过去，写文字只是一种发泄，一种消遣，等上升到文学的高度，忽然就觉得沉重。文学是个神圣的语词，不是每个写字的人都能顶戴的花冠。如果要走进去，须得劳尽心骨阅读不可。否则，写出来的.文字轻飘飘的，只能读出故事的波澜起伏。等卸掉故事的框架，就虚空得如同天边的流云，转瞬间便会消散了踪影。

当然，阅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用阅读的知识鉴别社会，透析社会。这样，你就得先走出去，走进社会的大熔炉，在火焰的炙烤中体验生命的坚毅，观察人心的复杂，辨别人性的真伪。阅读《我们仨》，杨绛先生与中华民国一起成长的人生阅历，是她独有的。那个时代，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民族的风云变幻，百姓的流离失所、动荡不安，杨绛先生尽收眼底。用文字表达一家人的遭遇，牵出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写尽了祖国经受的种种苦难，也写出了一代人前仆后继拯救国难的勇毅。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更多时候，我呆在学校，接触最多的是学生。不管校园，还是学生，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是纯粹的一方净土。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秩序，决定了视野的狭窄。如果写校园，写学生，也许还能写得深刻一些。但是，学校也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存在的。真的要想写深透，还是要把学校复原到社会大环境中写，这样，你才能抓住时代脉搏里跳动的校园，有着怎样的时代气息。可是，我又如何能走出校园，融入纷纭复杂的社会，洞察它深厚的内幕？

远，太远了！你要问我有多远，我真的无法给你说清楚到底有多远。不管阅读，不管阅历，都是那么遥远。那么，我该保持怎样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我目前写字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