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三题散文

　　怀念伯父

伯父是阳历三月二十八日离开这个世界的。伯父走的很平静、很安详。在亲人悲痛的哭泣和呼唤声中远行了。那夜，当我被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赶回家时，伯父已合上了双眼，他那张消瘦而冷峻的脸上坦露着一丝难得的微笑。

伯父患的是食道癌，从发病到去世不到半年时间，他一直忍着难以进食的痛苦与病魔抗争。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县医院下达了医治无效，回家安排后事的通知后，我们几个侄儿雇了辆出租车，准备接伯父回家。在病房里，那个司机得知是拉一个重危病人，想推辞溜掉。伯父知道后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来，拔掉输氧管子说：“娃啊，你不用担心，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最后，他硬是拒绝了所有人地搀扶，一步一步从三楼的病房走到县医院大门口的车里。尽管他蜡黄的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但他始终面带笑容，步履沉着，就像一个已经战胜病魔的人正在走向新生。

伯父是位教师，18岁师范毕业时，自告奋勇去了商洛最边远的镇安县任教。整整三十年，从单人初小一直干到完中校长，他几乎踏遍了镇安的山山水水。那时交通不便，只有寒暑假才能回躺老家。每年暑假，伯父除了给我们带回好吃的糖果外，还带回了抽在手上钻心眼痛的戒尺。

伯父的家法很严。他教我们背古诗，念绕口令，如果谁没背过或发错了音，那你就张开手掌，等着挨戒尺吧！记得伯父教我们的一个绕口令是：高高山上一条藤，藤上挂颗大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我们念时常常混音，藤、铜、铃不分，几次纠正后还是不能既快又准的读出来。结果我们兄弟三连同堂兄一起，一字排开伸出手掌，掌心向上，在“啪啪啪”的抽打声中着实领教了戒尺地厉害。好多年都觉得那片薄薄的一尺见方的竹尺竟有那么大的威力。

伯父八三年调回洛南，我们刚上中学。礼拜天，我们一回来，他总要叮嘱：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学习，别在学校捣蛋。当时，遇到堂兄招工，以伯父那时的人际关系，完全可以招到一个好单位，可伯父不愿走后门，不愿托人说情，坚决让堂兄从最吃苦的工作干起。结果堂兄招进濒临破产的县铁厂当炉前工，一干就是六年。堂兄埋怨过，但最终还是成了技术骨干，现在在北方一家很大的钢铁公司发展。

退休后的伯父最关心的是村上的教育。遇到学校搞活动，伯父总是不请自到。编节目，指导学生表演，有板有眼，毫不含糊。那几年，乡文艺汇演，我们山村小学表演的节目，决不比川道地区学校表演的逊色。学校让伯父担任校外辅导员，每年国庆、六一等节日，伯父都要被学校请回来，给学生做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带上红领巾在国旗下行注目礼的样子，既滑稽好笑，又叫人严肃可敬。他的讲解很有说教意义，让师生受益匪浅。所以伯父去世后，在他的悼词中，有人写到：这是一个德高望重、博学多才、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

如今，伯父走了，摆脱了病魔折磨，去了另一个世界。可他的品行、为人以及一些生活往事却清晰的留在心底。每次回来，路过伯父家的门口，我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让目光在那个空荡荡的院落搜寻。我总觉得伯父没走，他是出了趟远门，有一天还会回来。

是的，伯父没走，他一直就在我们的心中。

　　怀念写诗的日子

我以前是很爱写诗的，尽管后来才知道，我写的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根本称不上诗作，但我还是在一次次清理垃圾，打扫房间，整理书架时，舍不得扔掉那几本，我用钢笔写上去，配了插图，很少让人看到的我的诗集。

写诗几乎充斥了我上师范的整个时光。

记得上师范不久，邻班有两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创办了一个《二月花》诗社。那是一份油印刊物，那些清清爽爽的诗句，自行设计的简笔画点缀其中，真的让我眼前一亮，爱不释手，我想学诗写诗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后来，我更欣喜的知道创办这份校刊的是我的同乡：彼岸和流云，那时，他们还不叫这名字.这是他们现在的博名。他们对诗歌对文学的痴迷感染了我，使我这个当时连作文都写不好的人突然就萌生了当诗人的念头。

那时学校的各种设施很简陋，还没有电脑，打印机之类的办公设备，晚上还总是停电，可是每当校园一片漆黑时，在校园一个角落的房间里，一盏蜡烛下，几个年轻人正在认真的编稿，排版，插图，油印。烛光映红了那一张张因诗歌而激动的脸庞。当时的我充其量只能算诗刊社一个普通的社员，还达不到编稿，审稿的水平，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在蜡纸上刻好的诗歌油印出来。因为光线很暗，油墨不小心弄到脸上，手上的事时有发生，有时候同伴看着我哈哈大笑，我还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早上洗漱时才发现自己成了大黑脸，怎么洗都洗不净，搞的我像个怕羞的女子不敢在校园里晃动，我就搞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把油墨抹到脸上去呢！

记得上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吧，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型诗展，就是把所有在校爱好文学的学生的诗歌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校园一面醒目的墙壁上，白纸黑字，配上五颜六色的广告画，很是壮观。我写了一首《写诗，灵魂的堕落》也跃然墙上，这让我兴奋了很久。后来我仔细回想推敲，也不知道那首用了大量生涩，隐晦的词语修饰成的诗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倒是“校园诗人”的帽子从此戴在了头上，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

因为诗歌，我和那些爱好写诗的同学常常去学校对面的丹江河畔，望着缓缓东去的丹江水吟诗作文。我们经常是带上水笔和笔记，唯恐错过了每一次灵感光临的机会。有时候为到了一句自认为很绝妙的诗句而狂喜，有时候还为一个词语是否恰当争的耳红面赤。少年不知愁何物，为赋新诗强说愁是那时学诗写诗的人最真实的心态。

师范快要毕业那年，我二哥在云南当兵，当时中越关系紧张，他所在部队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蹲守。为了鼓舞他的士气，我坚持每天写诗，其实诗句的内容不外乎就是多保重，别想家，奋勇杀敌之类的豪言壮语，每周我都会步行七里路去商镇邮局寄往云南。后来听二哥回来说，我寄给他的那些诗作，的确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一道非常重要的精神食粮。没有我的鼓励和鞭策，他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写下来。我当然知道，这并不是我写的有多好，这是诗歌的力量。

写诗没能让我成为诗人，但却让我真正的喜欢上了写作，还结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正是对诗歌的热爱，我后来开始写散文写小说，虽然写的很稚嫩，但始终跌跌撞撞地走在文学这条道上。

从那个学校走出的写诗人，如今大多数还活跃在商洛诗坛上，有的在全国已经崭露头角。像李环宇（彼岸），赵巧云（流云），王丹峰，郝晓红等，尽管他们诗歌的风格不同，但对生活真善美的追求和歌颂是相通的。不知是因为诗歌让我们友谊之树那么长青，还是因为我们纯粹，毫无功利色彩的友情，让诗歌成了我们生命里最美的一部分。

不管岁月如何走过，我都将庆幸那段写诗的日子。

　　眼镜情结

我对眼镜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这种好感一直萦绕了我少年时代的好多年。

小时侯，我并不知道眼镜有何作用，只知道那两片玻璃构成的东西，架在某一个人的鼻梁上，发出或明亮或幽幽的光芒，叫人感到这个人既神秘莫测，又和蔼可亲。这种感觉大概是我在上小学五年级时的王老师身上得到验证的缘故。她戴一副眼镜，说话柔声细语，透过那两片透明的玻璃，让人总能看到一种温和慈善。不知是否因了她的眼镜，只要一看到她，我们那些爱贪玩的“野孩子”都会变得温顺听话了许多。她常用自己并不宽裕的工资周济一些贫困的学生，以致于她调走时，出现了师生间少有的十里相送，泪眼相望的难舍景象。

所以从那时起，我便固执的认为，凡是戴眼镜的人都是像王老师那样的好人。就连看一部电影，我也是以是否戴眼镜来判断他的好坏，有时看到最后，才知道那个戴眼镜的是特务或大坏蛋时，心里还确实要遗憾好几天。

想有副眼镜，就成了我儿时最大的梦想。后来还真的从垃圾堆里寻到一副被人抛弃的眼镜，拿回去用手绢细细擦去镜面上的尘土，用一条细绳缚住它的残臂断腿，一有空就偷偷对着镜子戴。那种美妙的感觉就如同我一下子成了王老师那样的人一样。

长大后，我对眼镜才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两片玻璃的简单拼凑，它是一个人成了近视眼，为了更清楚看待事物，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我还发现，除了那些天生爱美，喜欢用眼镜装饰自己的人外，可能再没人愿意用两块玻璃挡住眼睛，还让鼻梁遭罪。

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眼镜。曾幼稚的想用拼命读书，让自己成为近视眼，以达到戴眼镜的目的。可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因为在努力的过程中，我觉得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戴上眼镜再好看，那也是遗憾的美丽，至少是美丽的遗憾。你不见那些看似潇洒的眼镜人，一旦卸下眼镜，不是被镜框压弯了鼻梁，就是眼球突的吓人。当然由带眼镜引起的比如坐车、起居、跋涉等方面的诸多不便，甚至痛苦，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最能体味了。

现在，我还会偶尔戴上眼镜，潇洒走一回，但却没了过去戴眼镜时的美好感觉。不是抵挡风沙灰尘，我是不会轻易去戴眼镜的。有一句广告词说，“保护眼睛，从不戴眼镜做起。”谁希望自己有双近视眼，那才叫有病呢！

如今，街上带眼镜的人很多，而且还呈现低龄化的态势。各式各样的眼镜充斥着我们的视野，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和风采，但如果你仔细品味一个人戴眼镜前后的心灵轨迹，也许会感悟出许多从幼稚到成熟的人生真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