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笔记》的散文系列

（一）那棵伤痕累累的树

一块地坪，下沉两米，是一道狭窄的土坡。路在中间。地坪边，一块石头站成了墙。一棵树从石头后面探出身子，树干外伸，枝桠如盖，覆在路的上空。

那是棵油桐。早春白花密匝匝地开，白色的喇叭花瓣，暗红的花蕊，花向天空敞开，树就离天空很近。晚秋就一树果实，累累的压低枝干，树就地更近。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是树干上层层叠叠的伤痕。

最初的伤痕离地很近。一道深深的伤口，愈合后，两侧树皮外翻，形成了粗大的伤疤。多年前的下午，太阳很好，四周很安静。喊声乍起，一个人拼命地奔逃，一个人拼命地追，一把刀迸溅着尖利的光芒。逃跑的人扶了那棵树往下跳，追赶的人一刀砍去，树干上就有了那道最初的伤疤。结果，逃的人还是逃脱了。逃的人是我一位本家长辈，他口述的情景远比我的描述惊心动魄。后来的伤痕大致与我的父辈和我们有关。当然也极其平淡，不过是放牛割草之余，无聊的或者愤怒地砍上几刀。无聊是因为日日重复的乡村生活，愤怒大多与饥饿寒冷有关。所以伤口很浅，很少穿透树皮。不过，积累下来，歪斜的树干上就满是伤痕了。

那年初秋，我回家看望病中的父亲。恰是一场雨后，我发现那棵树的根部竟然长出了大朵大朵的蘑菇。看着我抱了满满的一怀蘑菇，父亲说：“你在坎子那边我就看见你了，我说你咋走了这么久呢，原来捡了一抱菌子。”炒蘑菇时，我坚持鲜炒，父亲坚持煮过再炒，父亲是医生，确信无论哪种蘑菇都有毒，即使可以食用的，也要煮过才安全。争执了几句，父亲瞪着眼睛愤怒地说：“你不煮我就给你倒了喂猪！”于是我妥协了。我做的菜，父亲总是吃得很香。一年后，我回家。又是雨后，我又在树根旁采了蘑菇，还是把煮了再炒。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半年。

后来，那棵树也开始枯萎，拒绝开花结果，蘑菇则越长越多。我抚摩粗糙的伤疤，希望感受到隐藏在伤疤里的代谢信息。而那些亲手砍出的伤疤，压迫着我的手心，却让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后来，枯死的树被弟弟连根带回家，做了冬天的柴禾。一些小树苗已经在石头周围疯长，侄儿用柴刀小心地帮小树剔去多余的枝桠。

（二）通车记

那年我四岁。一条乡村道通到了村口。那时不叫村，叫大队。大队部就在村口，那里还有一所小学。通车庆典就在小学的土坝子里举行。

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人们大声喊。我听见了机器的轰鸣声，几乎和生产队唯一的打米用的柴油机的响声一模一样。四个轮子的车，前面两个轮子上装了和生产队的柴油机相差无几的机器，后面两个大轮子上放的四四方方的大筐子，则极像打稻用的“拌桶”。中间连着铁架子，一个人坐在架子上把连着前轮的扶手左扳右扳，车就摇摇晃晃地向前开来。

后面，几个人推着两个轮子的车慢慢走，步伐整齐，像民兵训练。轮子很窄，一前一后，像两个大桶箍。不过，扶手和轮子内框，都锃亮锃亮地闪着白光。旁边的人说，是“洋马儿”来了。

我对那四个轮子的车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兴趣，总觉得把机器扳来扳去，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就在半个月前，生产队打米机的传动带把刘家三姑娘的衣服卷了进去，幸好衣服破烂，一撕就掉了，否则不出人命才怪。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个住在我家附近我应该叫叔叔的人，把拖拉机开下了坎子，搭车一位村小老师被倒扣在车斗里，幸好车毁了人却伤得不重。

而对两个轮子的车却很感兴趣。车小，可以推着走，让人感觉很亲切很容易接近。车身上白的地方亮晃晃的，黑的地方也亮亮晃晃的，显得很干净，一看就让人喜欢。后来的事情也证实我的喜欢是很聪明的。同村的一位长辈在乡上任党委书记，总在那条长约五公里的乡村公路上行走。上班时候，骑了车远远走来，我们就在路边等他经过。近了，就齐声喊他“表爷”，他点着头微笑，嘴里说“好、好”，车就过了，远了。那风度，简直就是马上的将军。再后来，我在离家五十公里外的镇中学读书，每月回家一次，四个或者轮子的车没有，米和咸菜，还有我自己，全靠亲戚用自行车送。

回过头来再说通车。车过了，公路上除了新鲜的泥土味、青草味，多了些淡淡的柴油味、烟草味和汗酸味。走了一段，我终于觉得这路和山路相比就只是宽了些，没有特殊的地方。于是兴味索然，蜷缩到祖父怀里慢慢啃一块面饼。

至于我沿着这条路，远离了乡村也远离了家乡，然后又沿着这条路回去却完全成为局外人，那是四岁的我所无法想象的。

（三）捕鱼记

沿着小河一起往家走，我们总觉得明天该做点什么。王伟说，去闹（家乡俗语，这里是下毒或有毒的意思）鱼。我说，要得，下午去挖苦葛（一种植物，块根，对鱼有毒，对人体却可以清热解毒）。

王伟家在山腰，我在山脚，上山一小时，下山十分钟。我们在村小读书，同班同桌。因为辈分和我祖父相当，他总以长辈自居，处处照顾我。我那时好象还不太懂得领情，总是叫他的小名“平娃”，他也好象比较能接受。

当晚他住在我家，第二天一早，背了砸碎的苦葛就下了河。小河宽不过两三丈，水流狭窄却平缓，把小潭穿成串，水最深处也不过三四尺。阳光清澈，河水透亮，风不吹，蝉不惊。四、五寸大小鱼在小潭里或快或慢地游，树叶一般的影子就或快或慢地飘。我们再走近，鱼就四处躲闪，很快消失在石缝里，只留下一潭碎汪汪的亮光。

于是就把苦葛放在小潭上游淘洗，在淡淡的苦涩味里，苦葛汁液慢慢把小潭水变成了乳白色。乳白装满一潭的时候，鱼开始浮出水面。我们就脱了衣服，拿了网兜下水捞。鱼并不温驯，我们稍不小心，就会惊得它们再次潜入石缝。但我们都是老手了，鱼很难逃脱。等到潭水再次清澈，水底还会有一些晕过去的鱼，我们也捞起来。至此，整个活动就结束了。对于仍在游动的鱼，那是已经“淘清”（解毒）的，我们决不妄想去抓住它们。检视鱼篓，大半篓子，三四斤是有的。于是在上游清水里游几圈，鱼一样潜几次水，就穿了衣服回家。鱼分成两份，一份多一点，中午在我家煮了吃，一份少一点，王伟带回家去。王伟的父亲身体很差，黑瘦，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咳嗽。

午饭后，王伟回家。我目送他走。一脸笑，衣衫飘飘，径直走进蝉声慵懒的树荫里去。

暑假结束，我去了乡中学读书，王伟辍了学（或许没有，但绝没有再和我同学）。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又到了暑假，一天夜里，山上却响起了密集的鞭炮声。晚归的父亲说：平娃死了。他用炸药x管炸鱼，结果把自己炸得血肉模糊。当夜，他被送出三四里地，埋在一个叫“坟坪里”乱葬冈。那年我十三岁，他大约也就十三岁吧。

后来，经过“坟坪里”，我试图找到他的坟。可是藤萝缠裹，荒坟累累，已无迹可寻。

（四）庚子神水

鼠年是个坎。祖父说。

19xx年，丙子年。那年该下雨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下过雨。拖儿带女逃难的人成群结队，沟渠、路口尸体随处可见。县城及附近饿死的人可能成百上千，无人收尸，只好在县城西郊的一带路边挖个大坑，掩埋无人认领的无主尸体。当然，祖父说的是他十岁那年的事，而相关资料记载的比他讲述的更加详细。自那以后,“鼠年不丰”,几成定律。

1960年又是鼠年。这一年，祖父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你大祖祖全身黄肿，一按一个坑，好久鼓不起来。”“你爸爸身上都肿了，好在我给铁厂当背老二（即肩挑背磨运东西的农民工），能挣点米饭，要不早饿死了。”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脸上一片迷茫。我家老屋后山腰，有个叫“干桩”的路口，过去常常“闹鬼”。“明明坐了两个人，在吃烟说话，一走近，就不见了。”祖父说。“我认得当中一个人，是三爷。”爷爷说的“三爷”，就是一个黄昏，在那个路口死去的。“幺娘还看见他在下面地里摘青胡豆吃。可能是上来的时候，看到有人坐在那里歇气，也坐下来歇气。和别个说话的时候，才发觉那人已经死了。一惊一吓，也就没了力气，就死了。第二天，我们就把他们埋在他的菜地里。三爷还有个坟，那个人我们不认识，就深埋了，坟都没有砌。”后来，祖父在“干桩”遇了他们的鬼魂，全身无力，冷汗不断，半个月才恢复过来。当然，不只祖父遇到过，还有很多人遇到过。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后来，一则资料这样写到：“四川死的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应该再加二百五十万”……“ 19xx年、19xx年，他（李井泉，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晋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为了讨好高层，在四川已经饿殍遍野的情况下，还慷慨向外省大批调运粮食。”（《随笔》2010年第一期王思睿文《了解真相的难与易》）。我无法评论当时的种种是非，只是简单地把另一个数字拿过来算了个帐。当时全省总人口7000万左右，非正常死亡就达1200万左右，这大约意味着，每两个家庭，就可能有一个在籍人口饿死。那么，还有那么多没有户口的人呢？确切的数字根本无法统计。天灾固然可怕，而书记的“慷慨”及其它类似的行为也许更可怕。好在人们对天灾的恐惧超过了一切，而顺从的本能、歌颂的习惯和生存的压力也让人们对书记的“慷慨”之类从未置疑。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初，庚子年即将到来。年景不错，粮食已经够吃。祖母总是念叨着“要节约，要节约，鼠年要来了”，每顿饭总要放一把米回米柜，总要多放红薯之类的杂粮少放米，冬天坚决只吃两顿饭。在这样的背景下，春天刚过，就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喝神水，可以保佑人们度过灾年。祖母准备立刻动身到传说有“神水”的地方去“请水”。曾祖父、曾祖母和我母亲站在祖母一边，坚信“神水”的力量。父亲学中医已有小成，自然不相信“神水”之说。祖父好像也不相信，但他表现的态度却是宁可信其有。不过由于父亲的强烈反对，祖母终于没有成行。

后来，关于“神水”的传说越来越盛行。有人说，“亲眼”看见一个断气多时的人被灌了一壶神水，半天后就醒过来，第二天就下地劳动了。有人说，有个人走了三天三夜没找到“神水”，就在路边睡着了，迷糊中，一个陌生人拉着他的手走，他醒来，已经到了“神水”池。更有人风传，一个人提了“神水”回家，他家的大儿子坚决反对喝那水，甚至倒在猪槽里，第二天大儿子就暴毙在猪圈里。赶集的路上，熟人相遇，问候语自然成了“请神水了没有”，“请”了的意气风发，回答得干脆利落，仿^***所有灾难都已远离；没有“请”的，就强作欢颜，说“就要去了”，但还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凡此种种，都在敲打着祖母的心灵。秋收完毕，冬种还没有开始，路上请“神水”的人络绎不绝。祖母再也无法忍受。恰在这时，父亲到县城考乡村医生资格证。祖母和母亲终于得以成行。三天后，她们各提了两瓶水归来。据她们说，“神水”在很远的地方，走了一天路才找到。那是半山腰，路又窄又陡，每次只能上去一个人。她们等了一天才等到水。回来又走了一天。干粮没有了，就在路边地里刨没收完的红薯吃。总之，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平安归来。

水极浑浊，散发着刺鼻的石灰味，让人直接喝，好像不太可能。于是就兑了水，每人喝一小口。煮饭的时候，放一点在锅里。父亲回来，看见用红布（实际上是我的红领巾）裹着供在灶台上的神水，不由得大发脾气。好在有很多传说垫底，而且已经成了事实，父亲终于没有把神水扔掉。

冬天在祖母和母亲对“请神水”的传奇经历的讲述中很快过去，庚子春天来了。开始，这个令人恐慌的年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该下种时就下种，该除草时便除草。可是小满快过了，竟然还没有雨。以前，早就阴雨连绵，插秧都快结束了。人们开始埋怨“神水”也不灵，灾荒无可避免。可是很快，人们说还要请一次“神水”，地点就在观音岩。这次父亲没有反对，因为从我家出发，往返只需要两三个小时。这次的“神水”也不错，和平常喝的泉水味道完全一样。于是观音岩盛况空前，人头攒动，鞭炮成天响，纸屑铺了厚厚的一地。

不过盛况没有维持几天。小满刚过，雨就来了。那年的雨特别慷慨，“满栽满插，牛蹄子窝窝里都载了秧。”很多年后，祖父回忆说。观音岩紧靠一条小河，山洪爆发，把请“神水”的痕迹冲洗得干干净净。当然，人们对“神水”也没了兴趣，几乎没有人把没有受大灾归功于“神水”。意外的收获是，人们发现，在天旱已久的时节，观音岩石缝有水渗出时，很快就会下雨，于是多了个“天气预报”。

我家的“神水”最后是被祖母扔掉的呢，还是被父亲扔掉的，祖父说记不太清楚，母亲说不知道。曾祖母去世的时候，还没去请“神水”；曾祖父在辛丑年去世，“神水” 还没处理。而在我想追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祖母和父亲都因病长眠，无法问他们。那天在他们坟前，我突然想，如果能够回答我，同样固执的他们会不会都说是自己倒掉的呢。

（五）最后的猎手

和打鱼相比，打猎很辛苦并且极易一无所获，“打鱼打不到烧碗汤，打猎打不到溜溜光”。但身体强壮的男人，往往更愿意打猎。主要原因在于，打猎或许可以成就致富的梦想。

一位老猎人，学了梅山之术，能请动山神帮助，打猎很少空手而归。据说几年下来，他就提了满满一袋麝香，换回了一袋银圆，把草房推倒修起了大瓦房，还送孩子上了学。这位老猎人晚年成了父亲的师父，我常常见到他。戴着帽子，穿着长衫，满面皱纹，胡子花白。腰肩系着布绳，身上背着黑色的大包。其实，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于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

可是等到亲见“梅山”的种种礼仪，我不得不对他心怀崇敬，甚至有些害怕。就说“走九州”吧。春天，进山打猎之前，要先在家请来各方神灵，然后一个一个地沟通，直到安顿好所有神灵。这个过程，称之为“走九州”。九州，即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一般泛指中国。请了九州的神，走遍全国，都有神的保护。但请神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念祝词，再念咒语，再念祝词，请完祝毕，还要用卦检验效果。卦由半块竹根或牛角做成，小孩半个手掌大小，前尖后粗，牛角状弯曲。祝词念完，两卦先合拢，再错开，往地上一仍，根据剖面方向判断卦象。一上一下称为胜卦（或者顺卦），全上为阳卦，全下为阴卦。如果要什么卦象就有什么卦象，神就认可了你的行为，接受了你的香火祭品，一年就通行无碍了。但是，卦象总是随机的，不可能想要什么有什么。卦象不对，那个神就要重新请。所以， “走九州”往往要大半天时间，中间不能停顿。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边念咒语，一边四方跪拜，还要翻跟头，一折腾就大半天，如果没有信仰作支撑，是无法完成的。

进山打猎的时候，还要在山前请“梅山”，“梅山胡李赵三大王”是猎神，带着“嘘风童子、唤狗二郎”掌控了猎场。请“梅山”也叫“开山”。因为祝词念了，卦象也到位了，还不够，还有个叫“开山”的仪式。“开山”的一种是开“红山”，也叫“武山”，就是用剥皮的利刃在自己额头上砍出口子。如果一砍就鲜血淋漓，就表明一年红运当头，“开山”也就完成。怪异的是，很多时候，砍了好几刀，伤口白森森的，肉往外翻，血却不出来。这样就只有再砍，直到有血渗出为止。另一种称为开“文山”，不砍额头，杀鸡祭奠或者只念祝词即可，但这种据说效果不好，所以还是以前一种为主。老猎手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就是年年“开山”砍出的。

除了这些仪式之外，新工具的第一次使用前，也要先祭祀山神猎神。比如一个背猎物的麻绳网兜，一捆钢丝套等等。不过到父亲打猎的时候，空手而归的时候越来越多。老人说，这归咎于父亲的半信半疑。“你都不相信他们的功夫，他们咋个帮你呢。”我得承认，这是老人说过的一句很有哲学味道的话。老人还说过一句极有哲理的话。那是他的一个不太长进的徒弟，老觉没有得到师父真传，乞求师父给点“硬的”。老人说：“硬的？河里的石头就硬！！”

老人不仅懂梅山之术，还懂一些巫祝之术。有人“撞鬼”、“中邪”生病，就找他念咒治疗。因为要画大大小小的桃符，并且要用圆形的簸箕端了符纸走来走去，也称为“送花盘”。仪式可繁可简，视病情而定。有治好的，但大多数不会因为“送花盘”而痊愈。可以肯定的是，老人从未收过别人一分钱。在缺医少药的乡村，在大多数人都因无钱治疗而“小病拖好或拖大、大病拖死”的现实情况下，老人的种种巫祝仪式，至少给了乡亲们以心理上的安慰。而我也体会到，乡亲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种种“喉舌”说的那样迷信，也不是以“知识阶层”自命的那些人说的那样愚昧，的是贫困中的无奈。

徒弟学成之后，有个仪式叫“出师”，也叫“出山”。“出师”的关键在于，师父要对徒弟念一些听不明白的咒语，念过之后，徒弟才真正有了“硬功夫”，才可以独自开门立户。但没等到父亲“出师”，老人就溘然长逝。猎手应该代代相传。老人死后，还有几个猎手，但都不懂梅山之术。按老人的说法，那不算猎手，顶多算个“撵山的”（围猎时和猎狗一起追赶猎物的人）。父亲也算不得猎手，因为他早年抓黄麂、打山羊和刺猬等等的时候，还没学梅山之术；后来学了，反而一年顶多在猎狗的帮助下捉几只拱庄稼的獾猪。

父亲留下了几大本手抄的梅山秘籍，而这些文字，全部来自老人的记忆。在老家最后的猎人相继去世的时候，留下这些文字，或许会让人想起他们，想起乡村的某个时代。

（六）最后的地主

他家没有几亩地，不过，他是村里主事的。村里的事，大到修祠建堂、修桥补路、买卖田地或者和邻近村交往，小到男婚女嫁、纠纷调停，都要和他商量。就是甲长保长，也不敢惹恼他。

他的威望来源于耿直和粗暴。如果一个人比较耿直，甚至有公平的地方，那么他的粗暴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一个人比较粗暴，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态度坚决，那么他的耿直是可以实现自我维护的。

我没有见过他，他的种种行状，来自于祖父平淡的讲述。

“赶匪”是他的壮举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兵、匪交相为患。先是兵。川军将领在山寨喝酒闲聊，一时兴起，便比试枪法。几人以山下农田劳作的农民为靶，争相射击。一人枪法精准，顷刻三农民惨死田间。后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比赛杀人的兽行，国人为之泣血痛恨，殊不知在中国由匪而兵的军队中，此等行为早已有之。而劳作的农民，当是这些军队的衣食父母，以父母为靶，其行更令人发指。匪则隐驻山林，白天分散而出，和当地群众没什么两样。有的甚至就是当地人。晚上则聚众行事，直奔白日踩好的“窝子”，烧杀抢奸，无所不为。

有合法外衣的兵老百姓惹不起，不合法的匪却可以大张旗鼓地赶。他聚集了村里六七十个年轻人，守在路口，要和土匪决一死战。他们的武器是杀猪刀和锄头，就他一个人有一支从军队买来的枪。那唯一的枪他也不会用，仅仅用来壮胆。匪来了，一场混战，他的队伍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他看见土匪头子得意的笑脸。他扔下枪，抓起一把刀，不顾一切向土匪头子冲去。土匪的马刀纷纷向他身上砍，可他就像失去知觉似的继续前冲。近了，手起刀落，土匪头子人头落地，还是一脸骇异的笑容。树倒猢狲散，土匪就散了。他追了几步，就要倒下。于是扶了树干，僵硬地站着不倒，还大声叫骂。骂了几句，就一头栽倒。抬回家，草药先生一数伤口，大的七八十处，小的不计其数。只好用药全身裹了，放在床上慢慢养。活不活，全凭天意了。先生说。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活了下来。半年后，他可以下地活动了，又过了几个月，他几乎恢复了常态。只是全身上下疤痕累累，面目狰狞，让人不敢直视。

解决乡邻的纠纷，他的方法也极有特色。搭张桌子，几碗茶一放，先“吃讲茶”，纠纷双方各说各的理。说完了，请来的长辈开始议论谁是谁非，得出初步结论。他听完，一锤定音，双方决不能反悔。而这“一锤定音”的仪式极具个人特色。抓一只公鸡，一刀砍去鸡头，接半碗血，当事双方一人一口，剩下的，他一口喝干。仪式结束，无头的鸡还在满地扑腾，血溅一地。扑腾越久，表明这事定得越好。如果鸡一声不吭就死了，那就要重新议过。再要杀鸡，就由那几个议的人出。我没有亲见过这样的仪式，只是后来在乡政府那一堆土改时的卷宗里看到过类似的记载，当然，那已经被描述为“横行乡里”的证据。

祖父用了很长时间讲给我听的，是他的结局。

土改时，他的地被分了。上面的政策说，要团结乡绅，他自认为应该不会有事。可是后来事情陡转，说要镇压恶霸地主。关于他是恶霸地主的传言越来越多，罪状也日渐明确。例如，“为保护他的私人田产，强迫村里的年轻人为他打土匪，造成大量死伤”等。特别是一些对他当年的调解纠纷心怀不满的人，多次找工作组告状，“包揽狱讼，手段血腥”的罪名很快就板上钉钉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死不可了。于是在工作组找他的时候，跑到附近的悬崖边跳崖自杀。纵身一跳，以为死定了。谁知天不作美，一棵树救了他。工作组到了，用绳子吊起他。于是他又多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罪状。

不认罪成了他速死的重要原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工作组对不认罪的恶霸地主是不会客气的。“说是要镇压了，把恶霸地主拖出来。他是最后一个拖出来的，倒拖着，好象已经死了，脑壳在楼梯上碰得噔噔噔地响。还是打了一枪，脑壳爆了，不晓得流血没有。”祖父说。

他的坟墓在村小学背后。那是个“一师一校”的小校点，我的一二年级就在那里读。那时他的坟还是个小坟包，坟头的石头和坟边的石板被掀掉了。几年前，和他在县城工作的孙子一起回老家，我见到了他已被修复一新的坟墓。坟堆高大，墓碑簇新，红油漆描摹过的碑文闪烁着血红的光芒。

（七）乐园

地主的坟边，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小地坪。平整过，用砖砌个乒乓台子，就成了操场。操场下面，是我们的学校。

一间粮食仓库，开了窗子，前面放块黑板，黑板前放了条桌板凳，就成了教室。那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教室，教室隔壁是通往农家院子的过道，过道上面一间阁楼，作了唯一的教师宿舍。过道的门常常紧闭，把我们同鸡犬之声相闻的农家小院隔离开来。整个学校就一间教室、一名教师、两个班级、二十多名学生。学生全部来源于附近两个生产队（后来称村民小组）。孩子年龄小，身体几乎无一例外的瘦弱，走十几里山路到村小学比较吃力，乡上就在山腰设了这个校点。

那当然是我们的乐园。农家孩子对于读书从来是神往的。一切都从读书中来，一切都因读书而改变，这样的教育从小就开始了。就连从未读过书的祖父，都能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样拗口的格言流利地说出来。农村严酷的生活环境，让每个父母都想通过送孩子读书改变生存状态。背负了这样的愿望，我们对读书充满了骄傲和敬畏。可是孩子的天性自不可磨灭，渐渐的，我们感到上学的快乐，主要还是在于课后的玩耍。

小操场上，打乒乓只是几个家境好一点的孩子的`事。大多数人就干些踢毽子、扔沙包的事情。或者三三两两跑来跑去，自得其乐。那时男孩子玩的毽子和女孩子的毽子不同。青霉素药瓶的橡胶瓶盖作底托，用细竹签穿过瓶盖，在竹签上用细线绑上公鸡毛，就做成了男孩子的毽子。那样的毽子不是用来踢的，是用木板打的，谁打得远，谁就赢，所以底托的弹性很重要。瓶盖不够大，弹性不足，放在煤油里浸泡两天，就大了，弹性就足了。那样的瓶盖不好找，要靠平时积累。父亲是医生，所以我的瓶盖积累得多。有时在外面给人打针，父亲也要把药瓶给我带回来，说给我做毽子。女孩子的毽子用铜钱做底托，对鸡毛的长度、鲜艳程度要求很高，所以做的成本很高。我的同学里有一位本家姑姑，比我大一岁，长得很秀气，毽子踢得穿花蝴蝶般的，还常常给我带好吃的，我就常常抓了家里的公鸡，把最漂亮的翎子拔下来送她。（前几天得知她一家从深圳回了老家，我问她踢毽子的事，可惜她已经没有印象了。）

教室隔壁，有间大约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住了一位老人。瘦小，黝黑，白发蓬乱，手如鸡爪。哑，却不聋，能用呀呀的叫声和颤抖的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喂一只狗，小却凶恶，终日呲着白森森的牙齿。据说她是地主的亲戚，究竟是什么亲戚，我不得而知，但人们对她孤苦的生活似乎并不同情。再往后，住着地主的儿子。全身浮肿，很少出门，生活靠“五保”维持。有时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不见一丝活气。我对他们充满恐惧。不是怕他们伤害我，而是他们缺乏生命力的样子让我难以接受。很快，地主的儿子去世了。生产队长组织人把他安葬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坟前有块大石头，很长一段时间，我老觉得他就坐在那石头上，死死地盯着山下。下葬后的前三天，哑巴给他送火把。每次，变调的呜咽声从坟前向四周传递，散发到很远的地方，那是哑巴在哭。

老师是民办教师，年轻，乐观，能吹笛子，弹风琴，写得一手好字。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样子，英俊，潇洒，这些词用到他身上，一点都不过分。后来，因为坚持要生两个孩子，为计划生育所不容，就回家当了农民。后来，做了多年的村主任或党支部书记，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接替他。让他丢了教职的那个孩子，如今大学快毕业了。

三年级时，我们到了村小读书。又过了一年，那个让我度过启蒙时代的校点被撤销了。

前些年回老家，偶然路过，发现原有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小操场中间挖了个水池，水苍黑，稀疏地漂了些绿萍。池边杂草从生。

我知道，这里早已是别人的乐园。

（八）老屋

拆茅草房的时候，我们都哭了。祖母说。虽说修了大瓦房，我们还是舍不得拆了旧房子。可是一大块地，不可能就空着啊。后来还是留了一小间，放些过冬的柴草。

祖母说的茅草房我没见过。对于茅草房的直观印象，来源于耕种那块土地时发现的种种痕迹。比如烧得坚硬无比的土块，熏黑的石头，夹杂了稻草的土坯，水沟里的苔藓遗迹，以及一些瓷器的碎片。特别是那些瓷器碎片，初看去尘苟斑斑，捡起来搓去泥土，立即变得光滑温润，破碎的边沿也散发出令人惊喜的光芒。那瓷片的前身也许就是一只碗、一个盘子、一盏酒杯等等，就是那些与先祖们朝夕相处的生活器具。与瓷片的亲近，就是与先祖们的亲近；与瓷片的交流，就是与先祖时代的时光交流。所以，很早，我就对瓷片心怀敬畏。

最后一间茅屋的消失，是因为一个人的消失。你从来没有见过你大爷爷。祖父说。他就死在那间屋里。他得的是枯痨病（肺结核），整天吐血，吃药也没效果。没办法，就把他安置在那间老屋里。一天晚上，听他呻唤的声音大，我们去看他，都还有口气。第二天，人就硬在床上，床前一大滩血。没棺木，就搭了几块板子，把他安葬在后面的老坟园里。回来就把草房推了，架起柏桠枝烧了。

我难以想象，那个我应该叫“大爷爷”的人，在那块十几平方米的土地上大口吐血、奄奄一息的样子，更难以体会，杂于柴草之间，疾病、饥饿、寒冷交相凌迫之时那种疼痛与绝望。可以理解的是，当一个人彻底解脱，亲人们立刻烧毁作为苦难、悲哀、愧疚见证的草房，既是决绝的祭奠，又是无奈的回避。可是，苦难的记忆怎么会随房屋的消失而消失呢。

我见到的老屋，当然是后来的瓦房。

藏青的瓦。瓦菲是时光的标记。白或者黑的瓦菲，不论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都以同样的姿势欣欣招摇，在瓦片上留下季节的刻度。而新盖的瓦不长瓦菲，略显灰白，淡淡地没有长过瓦菲后那种浓烈的温暖。

木板面壁，底色深灰，上面有黑色、白色的或浓或淡的字迹。那些字迹，有的是木炭划的“正”字。大集体生产时，分粮食分物品，生产队长高声念，如“王某某，米一百斤，稻谷三百斤，稻草五百个……”等等，念一种，就划一笔，随后一数笔画，够了，就开始给下一个分。“正”的另一个来源是选举。很早以前，选人大代表，也这样。群众投了票，几个人就在前面算结果。“正”字代表票数。木炭划的字迹不易磨灭，如果不刻意擦去，几十年都在。有的字迹是我们自己涂上去的。初学写字，随意涂鸦，不知所云，却朴拙可爱。墨或者油漆写的，不久就淡了，却不会消失。粉笔写的，很快就擦去了。但擦了还会写，我们不写了，孩子又开始写。板壁高处，很久都保留着我写的“三条好汉、浩然正气”八个字以及我和两个弟弟的名字。那是我迷恋武侠小说时的“创作”。

进门，火塘在屋中间。方方正正的，四面放着长板凳，中间从楼上垂下来的铁钩上挂着铸铁罐。铸铁罐有大有小，可烧水，可做饭，可炒，可蒸，可炖，一切美味，尽可从中来。就是现在，很多地方仍然在使用。风景区的几家饭店，将“铁罐饭”作为特色餐推出，人们对此推崇备至。

东西都是厢房，北是正房。因为是平民家第，南无阁子相衬。每个房间都有床、有桌、有椅，每个房间我都睡过，都留下过我的体温。而曾祖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他们身体的温暖，曾经让我在许多寒冷冬夜酣然入梦。然后，我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衰老，慢慢离我远去。

东厢房是曾祖父母晚年的卧室，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相继离开。很快，那里被改造成厨房。正房是祖父母的卧室，九十年代末祖母去世后，祖父便移居到东厢房隔壁原厨房改成的房间。西厢房是父母的卧室，后来做了储藏室。父亲重病期间，就在西厢房隔壁厢房里放了一张床。在那张床上，父亲强忍着肝区的剧烈疼痛，一声不吭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三年间，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斜靠在椅子上看电视。很长一段时间，在老屋看电视的时候，我都觉得父亲就在我身边坐着，偶尔有一声叹息或者压抑的呻吟。

靠北的一半房屋是父亲修的，仅仅二十年，还不显老。修房起屋，是农村人的大事。在我贫瘠的老家，有的乡亲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修房大业。我们有弟兄三人，如果都在农村成家立业，肯定无法居住。父亲很倔强，一定要再修一套房子。于是点滴积累，省吃俭用，终于建成。谁知天不作美，房后水土流失，虽未将房屋冲垮，但泥土石头堆满一屋。我们使用最简单的工具，用了三年时间，才将泥石全部清除。装上楼板，已经是房架竖起后的第十五年。父亲说，早知道你们不回来生活，我就不修了。笑容却很欣慰，很骄傲。秋后的阳光照在玉米棒子和乳白的秸秆上，空气里散发着粮食的甜香。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对旧屋的改造，也逐步进行。砖墙代替了板壁，粗糙的墙壁上，又有了二弟两个孩子的涂划。但我还是那么迷恋木板面壁和木门。在村小学读书的时候，冬季回来得早了，家里没人在家，我就把身子贴在晒得温热的板壁和木门上取暖。一个冬日的下午，太阳慢慢收束着他的光芒。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全身贴在木门上，一边感受太阳的温暖，一边等待父母回家。许多年后，我都在脑海里描摹我当年的样子。

秋去冬来，年近九旬的祖父是靠在门前椅子上晒太阳呢，还是在屋里生火取暖？股骨骨折靠双拐移动的母亲，是终日躺在床上寂寞地望老屋屋顶呢，还是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到屋后走走？这是我不知道的。高堂犹在，而我已为了自己的生活背井离乡。我无法温暖他们的孤寂，正如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温暖老屋的孤寂。

后记：厚重的乡村记忆常常敲击我浅薄的现实生活。午夜梦回，一切历历在目。我开始思考我离开乡村的意义。我找不出远离的真正理由，有的只是借口。可我已无法回头。我的心情，留在那些散乱的笔记中。我将继续记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