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是我心中一盏灯散文

一直想给邢老师写一篇像样的文字，却总因为诸多的原委，没有去完成。尽管多次在自己回忆录一类的作品中，出现过邢老师，却实在仅是寥寥数语，无法展示邢思忠老师的全貌。今天，我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认真写一篇记，去记我真正意义的启蒙老师邢思忠先生。因为你永远是我心中的一盏灯。

邢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

从读小学开始，我在短短三年时间，已经换了两所小学。第一所小学位于京西，是一所属于部队大院子弟的小学。因为京师的大部分三军首脑机构的大院，多集中在复兴门外，军事博物馆向西，那段复兴路上。那一带有所西翠路子弟小学，我的一年级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

我是1956年初，或者是55年底，随着母亲举家北上，由上海迁徙至京。父亲则已经在数年前，由驻扎在上海近郊的松江军分区的部队上，调任了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这所学院在复兴西路上，所以，我们一到京城的家，就在那里。

记得至京不久，我已经到上学年龄，便是就读西翠路子弟小学。三姐大我三岁，也在这个学校读书，由她负责，带上我一起去上学。其实，我们是可以坐父亲的车去的，各个大院的孩子们，大多都是父母派车送去。一般不会自己去，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父母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去送孩子上学。送孩子的多数是家里长辈，亦，或是保媒、勤务、警卫、司机。每天出门的时候，必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恭恭敬敬。西翠路子弟小学的大门外面，每天上学放学的时段，总是排满各种轿车和吉普车。那时候很少看见国产车，大多是进口车。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车，成为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相互攀比的工具。因为这些车，统统姓“公”，车的级别，就是孩子们用来炫耀老子官阶的武器。

因为父亲始终不同意派车送我们上学，我曾经和他大闹一回。因为只有我，是和姐姐走到学校去的，而我的父亲是个将军。同学们都在取笑，说我的爸爸是“没有小汽车坐的假将军”。父亲却很严肃地对我说：“车是公家派给我工作的，不是私车。我不能用公车送儿女上学。”我振振有词地反驳：“所有同学的车，都是公车。为什么他们可以，我就不可以？”父亲回答更简单。“就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于是，我从来没有乘坐过父母亲的公车去上学。直到父亲离休，也极少见到他用分派给他的公车办自己的事情。

每天只要一放学，就是我的自由天地。三姐放学比我晚很多，我就是等她一起回家，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脱控。于是，周围建筑工地的砖垛子，黄沙堆，成了我最美妙的天堂。我常常会在这些地方玩得“乐不思蜀”，结果直到天黑才想起回家。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不是缺了一只鞋，就是丢了一双袜子，甚至连书包一起忘记在外面。最为恶劣的是，我因为长得快，小时候个子比较高大。于是，专门喜欢动不动拔出小拳头，经常把同学打得鼻青脸肿。从一年级就成了一名“问题儿童。”

二年级的下学期，母亲单位分到了临时住房。在京东的酒仙桥地区，一个叫驼房营的城乡结合部，母亲所在的电子管厂，修建了一大批职工家属住房。母亲把家由京西迁至京东，这样她就不必整天在北京城里穿行了，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孩子们身上。其实即便如此，母亲给予我们的时间还是十分有限。她实在是太忙了，他是北京电子管厂厂办主任，兼厂部党支部书记，太多的思想和人事工作等待她处理。

我随着居家东移，转学至驼房营小学读书。

在这所学校的一年半时间，是我在童年时段最顽劣的一段时间。所有那个年龄段，男孩子可能的顽皮、恶作剧，几乎没有哪一件没有做了。不如，抓只麻雀带到学校，居然放了出来，惹得满教室的同学们都在上课的时候追麻雀。还有，把一条活蛇吊在黑板上，吓得上课的女老师，狼狈地逃出教室，去教导处告状。用橡皮筋弹弓枪，差一点打瞎同学的眼睛。学电影《飞刀华》，在玩飞刀的时候，几乎扎到同学身上。当然还有上学的时候，迟到、旷课、早退，等等、等等。完全成为一个问题儿童，离开送去儿童教养院只有一步之遥。学校老师三天两头找到家里告状，要求家长配合教育。

就在这种状态下，母亲第三次给我办了转学手续，将我转到了离家比较近，教学质量也好得多的酒仙桥中学小学。那是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1961年的夏天。

暑假一过到新学校去报到的第一天，破天荒是母亲亲自送我去学校。

从我开始上学起，母亲从来没有送过我上学。当然，之后也没有过。不过，我也一点没有抱怨过。我从小非常独立，最不愿意被人管，被大人送去上学给我的感觉，就是被人押送，失去了在上学路上，那种小鸟自由飞翔般的快乐。

我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走在母亲的身边。看见身边不断有爸爸妈妈，领着上学的孩子们走过。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几乎都穿着崭新的蓝白队服，在他们雪白的衬衫上，飘扬这鲜红的领巾。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挫败感，不由得垂下头来。

母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主动弯下腰，轻声对我说：“妈妈相信，你到了这所新学校，很快也会戴上红领巾。”

我抬起头，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很自信的笑容，在那慈爱的笑容里，充满对自己儿子的信任。我也笑了，也是很自信的笑，我用笑容告诉妈妈，她的儿子一定会很棒！

走到学校大门口，母亲领着我，走向站在大门旁边的一位男老师。那是一位很年轻的老师，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他有一张长方型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很挺拔，大约有一米75米的身高，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脖子上也有一条鲜红的领巾。他也穿着少先队队服，这是说明，他不仅是老师，而且还是一名少先队的辅导员。他就是四年级二班的邢思忠老师。

邢老师看见母亲领着我走过来，便笑着迎上来，对母亲说：“马主任，这就是您的大儿子吧？”

母亲也笑着把我的手领向邢老师，说：“是的，邢老师，他就是我和您说起的晓燕，我的大儿子。邢老师，我就把他交给您了。这孩子聪明，可就是太顽劣，到现在还没有入队，要教您费心了。不过我相信他，也相信您。他一定会转变的。”

邢老师从母亲手中，把我接过去，另一只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您放心吧。我是一名教师，教育孩子们，是我的天职。而且我和您一样相信他，一定会非常出色！”

从那天起，我成了邢思忠老师的学生。那一天是1961年9月1日，这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日子。

邢老师把我领进了酒仙桥中心小学二楼的四年级二班教室。教室里已经来了很多同学，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到了学校。因为今天是新学年开学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很兴奋，整个教室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当大家看见邢老师领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忽然安静下来，每一个孩子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一个新来的同学。在这一瞬间，我过去那种在学校里的霸气，竟会荡然无存。因为我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座位上的同学胸前，都飘扬这一条鲜艳的红领巾，而我的胸前，却是空荡荡的。

我正要垂下头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被邢老师握住的那只手上，传来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男人的力量。那是邢老师在给我鼓励和勇气，我不由抬起头来，望着他的那双眼睛。邢老师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鼓励。我毫不犹豫昂起头，面对这全部所有陌生的同学，就这样站在教室前面。我感觉得到，身旁邢老师那满意的微笑。

“同学们，我们班级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叫严晓燕，是从其他学校转学来的。严晓燕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善于动脑筋的同学，他的动手能力非常出色。正好我们班原来的劳动委员李华同学，转学了。我们现在就请新同学严晓燕，来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大家说好不好？”

邢思忠老师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语音和语调也把握得非常准确。他这番话让我震惊，他让我这个新来的学生；一个皮大王、问题儿童；一个到了四年级，还不是少先队员的“白丁”，担任班委？我不会听错了吧？我，懵了。耳边突然响起同学们响亮的掌声，他们用自己热情的掌声，接受了邢老师这个提议。

就这样，我这个浑身长刺的问题儿童，居然在一个新学校，成了一个小班干部。

当天，放学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同学非常认真地打扫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我在西翠路和驼房营，读书的三年里，几乎没有做过一天值日。每当轮到我做值日生的那一天，我总有各种办法不去打扫卫生做值日。其中最简单一种，就是依仗自己霸主的地位，随便找来一个同学代工。

放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到处去玩，第一次还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回到家里。

好婆看见我怎么早回家，而且这样干净整齐，好生奇怪。她一边帮我拿下书包，一边紧张地问我。

“晓燕，你哪里不舒服啊？快告诉好婆。”

我笑着摇摇头，回答：“没有啊。我没有不舒服。”

好婆很不放心，摸摸我的头，又摸摸自己头，又问：“你没有不舒服？怎么会这么早回家？不在外面玩？”

我一边拿出书本，准备做作业，一边回答她，“从今天开始，我放学就回家，不在外面玩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班干部了，我要做个三好学生，我要入队！”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着好婆的话。

好婆笑起来，笑得好开心，那笑容就像盛开的菊花。她大声对着屋子里其他人说：“我们晓燕要学好了！”

屋子其他大人，还有姐姐们一起笑起来，她们用笑声给了我鼓励。

等母亲很晚回到家里，每个人告诉她的第一件事，都是一样的，家里的皮大王，今天干干净净按时回到家里就做功课。因为他要入队，要做个三好学生。

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可是在朦胧的梦里，我看见妈妈站在床前，静静望着我笑。

在邢思忠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我飞快地成长起来。四年级第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戴上红领巾。第二个学期，我的胳膊上多了一个小队长的符号。学年成绩闯进了班级前三名，第一次被评选为三好学生。

我记得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天，邢思忠老师专门把我留下，很认真地和我说了许多话。他告诉我，在我转学到这里前，母亲专门到学校来，找了校长和邢老师。因为转学的材料里，我是问题儿童。校长本不愿意接受我这样的孩子，是邢老师拿回去仔细看了我的材料，主动找到校长表示，愿意接受我。邢思忠老师竟然给校长立下一份“军令状”，他要在一年之内，让我这个问题儿童，成为名符其实的三好学生。

听完邢老师这番话，我哭了。我扑进邢老师怀里嚎啕大哭，邢老师搂住我，笑着说：“哭什么？你做得很好。我没有看错。你果然是除非有天赋的孩子。是你，让我的因人施教的方法得到印证。邢老师也要感谢你哦。”

邢老师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了很多。就从那天起，我改变了自己长大以后的理想。我也要做一名人民教师，做一个像邢老师那样棒的好老师。

我的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那样莫名其妙的顽劣，而是开始把聪明用到正经地方。我会用自己的木工本领，修理班级的桌椅，参加了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学会了安装矿石收音机，以后又学会自己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着全年级的前三名。五年级被选为中队委员，六年级成为大队学习委员。四至六年级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我的科技作品半导体收音机被选送北京市，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爱科技、学科技大赛，并获得二等奖。作品被北京市少年宫收藏，北京日报特作了专访，并刊登在第二天的首页上。在北京市少年象棋和围棋大赛中，分别获得第四和第五名好成绩，真的成为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在这三年里，邢思忠老师，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当我取得一丝一毫的成绩，都会得到邢老师及时的鼓励。同样的，我的每一个细微的不足，一点一滴的缺陷、退步，也会被邢老师及时发现，然后苦口婆心地晓以利害，帮助我去认识。可以说，我能取得成绩，离不开邢老师的教育和帮助。我从内心感激他在我身上花费的精力。

小学毕业以后，我升入初中，邢思忠老师，没有因为我已经毕业，就不再关心我。恰恰相反，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成长，就像我还是他的学生一样。

记得我升入中学后地第一年，还是被选入大队委员会，和在小学是一样，担任学习委员。可在第二年，却改选为大队旗手。邢老师竟然以为这个问题把我找去，非常严厉地批评我。我被他劈头盖脸的批评搞得很莫名，等他脾气发过之后，小心翼翼问他要给理由。他说，一定是我的学习成绩退步了，所以才不再担任学习委员。我心里好委屈，也不敢和他顶撞。他的女朋友，我们中学的大队辅导员于老师，恰好来找他，忍不住笑着责备他，说他简直有点不可理喻，把我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于老师说我的成绩一点没有退步，改选我担任大队旗手，是因为我的形象好，身高也合适，完全和其他没有关系。邢老师这才放心下来。

还有一次，他从于老师那里得知，我的成绩排名没有获得第一名，非常奇怪，居然去学校查看了我的每一份试卷。然后让于老师带信，把我找到他宿舍。我走进宿舍，看见写字台上铺满了我的各科考试的试卷，心里已经明白了，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等着挨批评。邢老师却和颜悦色地指着那些莫名其妙，不应该的失误，问我，真是粗心大意造成的吗？

我老老实实承认不是。他又说，是不是因为韩留香？我满脸绯红，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与韩留香有事情什么发生，只是因为看出她比我更加重视自己成绩地方排名，想让她得个第一回开心一点。邢老师笑起来，他答应为我保守秘密，但是，我也要保证，下一次还给他一个满堂红。我一口就答应下来。下一次考试中，我和韩留香双双获得各科考试满堂红的成绩，并列了年纪第一名。邢思忠老师乐坏了，他让于老师把我们两个一起叫到宿舍，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一顿饭，来犒劳我们这两个，他当年的好学生。

直到我离开北京之前，一直保持着与邢思忠老师的联系，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文革开始以后，我非常担心邢老师，因为他是那样一位刚直不阿的人，对学生又是一贯十分严厉，有时候的要求，甚至是苛刻的。邢思忠老师的性格，让我隐隐为他担忧。

那时，我不仅已经离开北京去了宁夏，家也已经搬离了酒仙桥地区。母亲调动工作，由北京电子管厂调到了第四机械工业部情报所，我的家再一次由东向西迁移，搬到了公主坟。当时各方面情况都很混乱，我数次返京都没有得到邢老师的消息。

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我很偶然在大街上遇到一位初中时代的同学，他叫姜维勇。从他那里得知，邢老师在当年，被一群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打断了双腿。那时候，邢老师刚刚新婚不久，于老师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还剩下一口气……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得知消息，赶到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医院表示，他们不敢留下他住院，担心医院会为此遭到报复。具体去向，医院也不清楚。同学们经过多方打探，才辗转得知，邢思忠老师被于老师，带回了河北老家，勉强在一家县级小医院接好了双腿，只是再也不能离开双拐了。同学们没有得到具体的地址，从此就没有了邢老师的任何消息了。

那天，我独自在外面徘徊了很久，少年时代的往事一幕幕再现，每一幕都有邢老师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清晰地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又是很多年过去，我终于如愿以偿在文革后的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是师范大学。我终于可以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做一个像邢思忠老师一样的人。

当我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引路人，我心中那盏永远的明灯——邢思忠老师。

1981年，我正式成为人民教师之后，终于得到了邢思忠老师的确切消息。邢老师三年前病逝于河北正定。在他双腿基本恢复健康之后，拄着拐杖，又在一所农村的小学讲台上奋斗了十年！

我的邢老师，离开人世已经30多年。但是，我相信您永远活在每一个学生的心里。在我们这些你教过的学生心中，您永远是一盏照耀我们前进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