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励志教育

土家野夫又名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 ）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 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2013年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曾做了几年出版，野夫又进入了编剧的行当，先是担当了电影《玉观音》的制片策划，纪录片《关注末代匠人——正在消失的职业》总制片人等，接着又亲自担当《父亲的战争》编剧。现在在云南生活、写作。

20xx年1月24日，因为某些原因，原定在广州举行的“拙见20xx·远行与回归”演讲活动被取消了。但嘉宾之一的土家野夫近日依然通过视频录制的形式，完成了这场没有现场观众也没有心灵鸡汤的精彩演讲。

分享土家野夫的这篇励志演讲稿：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

土家野夫演讲稿：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

以下是土家野夫演讲全文：

远行与回归，我想围绕着这个话题来讲一讲貌似深刻的话。

我和于建嵘其实是很好的朋友。我从我们俩，从他刚刚提到的事情讲起吧。因为他是一个学者，而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通过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可以讲一讲，我们这一代，所谓的读书人，所谓的知识份子，在这个时代，如何尽心尽力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

2008年地震之前， 我在四川川北地区做社会调查。在那个期间发生了“5.12”大地震，我就在乡村现场，也从乡政府的房子里面飞奔逃出来。感受到那一刻大灾难的恐惧，感受到整个当时的乡村社会有非常严重的困难，死亡。也参与在废墟当中去抢救生命。

在那之后我决定留下来，在四川乡村做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我为我所在的那个县，以我个人之力募捐了将近两百万现金，还有物资。因此我跟当地的官民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把我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和当地的灾民绑在了一起。把当地的灾情以我的、最快的方式报告给整个社会，引起了中央各级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乡村的救灾过程中，当地的官民都对我非常信任、非常友好。

但在这种抗震救灾过程中你会发现巨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我所在这个县在第一次出现骚乱，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县，突然在地震后第七天，将近一两万人的人在县城骚乱、砸警车、打警察，相关的事情都出来了。这是灾区的第一例大规模骚乱，这个骚乱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仅仅，是一些流言，因为这个故事很长，我不想详细讲这个过程。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当时，整个大救灾的背景下，所有的干部、官员，我作为旁证人可以看见，确实是非常辛苦、非常尽力的。

回到乡村社会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村在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系统和道德体系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因为救灾物资不可能是每人一份饼干或者是每人一箱水，每人一箱牛奶，做不到！它是各种各样的救灾物资在一起。

你要每家每户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你只能大致公平的调配。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干。即使是一盒牛奶，都要拆开了，分成每个碗里的分，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根本都不考虑谁家是真正的重灾户，谁是轻灾户。

中国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到了这样一种，我们传统来说“礼崩乐坏”的程度？人的基本同情心丧失，没有受灾的人和受灾的人要求完全绝对的公平，为一点点救灾物资，争、抢、打架，这就是我亲眼见的，甚至在分配救灾物资中间，还打死了一个人。

因为打死了一个人，又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死者的家属不会留取焚烧尸体。官民的矛盾对立、上访。面对这一切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一个写作者，一个不受任何机构、单位、资金支持的一个自费、关心社会问题的、一个旁观的调查者，我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思考，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社会如何来改变，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光靠给他们募捐了一些钱和物资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

由于我取得了当地县委、县领导的信心，我和他们商量说：在这个救灾的物质重建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建房子，还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构。

当地的县领导其实是一批很开明的官员，在中国的基层并不缺少开明的官员，这是我和他们真实接触的感受。他们也深刻意识到体制带来的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想要改变。但在这个体制下，有时官员不敢乱动，动辄得咎。我们只能寻求一些温和的改良办法。

于是，我们这些村民在面临救灾的时候，每天有大量的事务要做。而村不是属于官僚系统的，村两委，所谓的村主任是选的，村书记是党员选的，实际是上面指派的。然后一个村里面只有四个是拿津贴的人——所谓的村主任、村书记、会计和一个妇联主任。那这一个村里面就靠这四个人来管理上千户的人家，而且要大量的救死扶伤和分配各种各样的物资，一片乱局，四个人也不足以维持好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