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名词解释
导语：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也是文人追求的风格特征。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魏晋风流的介绍，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魏晋风度如此光彩夺目，无非是因同其他时代相比，这些人显得不太一样。说是不同，简单说就是价值逆反。而从今天来看，这种看上去更自我的形象，无疑显得有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魏晋风度基于人的觉醒。荣华富贵朝存夕逝，学问信仰昨是今非，人生无常与性命短促挑战着宿命论的权威。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指引着魏晋名士们进行着向内的自我探寻。短暂的生命，死是必然。这种悲伤颓废的人生观的背后则是魏晋名士对人生与生命的无限眷恋与强烈欲望。然而没有什么是可靠的、真实的，除了即时的欢愉，这便是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种价值观看似贪图享乐，堕落消极，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生活的率真、坦诚却又无力的追求。想要把握住这种充满苦难而又短促的人生是一种虚妄，“不如饮美酒，批服纨与素”，把生命、人生寄托于一种更为虚妄的虚妄之中。
说到魏晋风度不得不再闲扯点吃药的事，为了使皮肤变的弹指可破，他们吃很多奇怪丹药皮肤溃烂红肿所以穿袍子，袍子经常不洗，生出很多虱子，所以又有扪虱清谈一说，穿袍子或许更是是为了抓起来方便，吃药的祖师爷是何晏，当时他吃的是一种很厉害的“五石散”，大概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这几种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有毒的。这药贵呀，何晏有钱任性，吃完药通过疾走“散发”，便可免于毒死。疾走时吃药的人先是全身发热，后又变冷，此时需要吃冷东西，少穿衣服，冷水浇身。全身发热又让他们皮肤灼烧而必须穿宽袍，所以看见穿宽袍疾走的魏晋名士，觉得他们风度翩翩，实际上是吃药作的……后来东晋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假装“散发”而摆阔，让我不禁为现代人辛酸，这充胖子的成本连打肿脸都不用，实在是太低了!这部分的内容，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有详细记载。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大多死很早，穷而狂傲，逃避现实，话说当时刘伶在他的木屋里也就是他家是红果果的状态，还与猪同饮。某日一人闯入他家见到他的玉体抱怨他不穿衣服，他对某人如是说：我在我家里不穿衣服是因为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闯进来就像突然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到底是谁更应该羞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
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孟德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