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梦想为题目的作文
我的诗歌梦想
从发表第一首诗至今，已有20多年了。我最初画过漫画，还发表过漫画作品，也尝试写过小说、报告文学之类，但最终诗歌成了我的最爱。诗歌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佳方式。
为什么是诗歌而不是其他文学样式？
我想，这同我的工作有关。我学的是经济，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2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有十多年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后来又在纪检部门工作。由于自己是个公务员，创作只是业余而为，所以没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小说之类。可是，诗歌却不同，有时灵感来了，几分钟就搞定。我的创作从来没有“专业”过，只是个业余作家。因为 “业余”，我不用为写不出作品而发愁，也不用像专业作家那样，为发不出作品而苦恼。因为我没有创作任务。我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正是这种顺其自然，反而使我获得了心灵的自由。
我想，还同我的民族有关。普米族是个诗的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能歌善舞，有着悠久良好的诗歌传统。东汉时期，居住在笮都的白狼磐木王，向东汉皇帝敬献的《白狼歌诗》三章，就是用普米语唱的歌。在历史长河中，普米先民留下了很多丰富灿烂的民间文学。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是伴着民歌成长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最早接触的诗歌就是那些民歌。而我最早接触的“诗人”是我的父母，他们是天生的诗人，他们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没有哪个诗人能像他们一样——让诗在我身体里流淌。
我想，同诗本身也有关。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神话在逐一破灭。当人类登上月球，宇航员在那里并没有遇见嫦娥时，我们想象的翅膀被折断了。这时候，常常仰望星空的我们不得不低下头来，审视自己。向外还是向内？向外的想象终究是要被打破的，而我们要建立新的神话，只有去我们的内心里找寻。心是最大的宇宙，与心联系最紧密的是诗歌。我曾说过，诗歌能在有限的文字里给人以无限的震撼。这一点，小说、散文等是不能及的。说诗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一点也不为过。我非常喜爱这种自由的文体，它常载着我在理想的王国里自由驰骋。
当然，也不止这些，诗歌是道不尽的。诗歌就像座神秘的森林，有鸟，有溪流，也有虎豹出没其间，还有电闪雷鸣……
我最大的梦想是用一生去写一首能穿越时空的诗，一千年之后，当人们看到这首诗时，还能感受到我的心、我的血、我的肉、我的骨头和我对这个世界的深深忧思。
诗音书画的秘响旁通
《序曲》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如果用绘画来表现这句诗，将是怎样的感觉？
自工业革命以来，分工越来越细成为现代社会大势所趋，艺术亦然。在中国，古人追求琴棋书画的综合修养，也具有强大的诗书画合一的艺术传统。中国最好的画是文人画，最好的书法，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到苏东坡的赤壁赋，都是非常好的文学。但当下文学、书法、美术、音乐创作却呈现出鲜明的专业化特色。
近日，在福建省文联主办的首届海峡文学节上，记者却看到了艺术创作的另一面：来自海峡两岸的诗人们，除了交流文学创作，还举办书画展、音乐朗诵会等，在诗音书画的秘响旁通中寻求生命体验与内心情感更多样的表达。《台港文学选刊》编审杨际岚说，本次海峡文学节是在前七届海峡诗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包含书画笔会、书画展、“诗歌与艺术”研讨会、两岸诗歌朗诵会及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等更加丰富的活动。杨际岚表示，自古以来众多作家不仅用文字发现、陈述和描绘玄美的事物，还用音乐、书法与绘画在时光流转中表达最具深意的永恒意象，这次活动也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作家更全面的接触与了解。
这是诗人的聚会，同时还是书法家、画家的聚会。参加活动的很多人三种身份兼而有之。作为文学节活动之一的书画展选择在与福建省文联一路之隔的福建省画院举行。人们在欣赏书画作品的同时，还会驻足审视作者简介，或拍照，或沉思。简介的制作别具匠心，除了个人介绍，还精心附上了作者手写的自己创作的诗歌。
书画展一开头就是台湾著名诗人洛夫的书法作品。比如这首：“譬如朝露/一滴，安静地/悬在枯叶上/不闻哭声的/泪”。在品读诗意的同时，书作中浓浓的文人气也耐人寻味。洛夫曾在文章中说，自己书艺无成，犹未创出个人风格，习字只是为了消闲自娱，但他却在写诗与习字中悟出了两者很多相通的地方：都要有神韵和灵气，都有舞蹈性和旋律感，都需要天赋和文化底蕴，要想达到一定的成就，都要不断地突破与创新。
来自台湾的侯吉谅，大部分人认识他因为他是书法家和画家，但他同时还是一个诗人。早年洛夫曾让当时还很年轻的侯吉谅帮忙给自己刻印章。有人问洛夫，您为什么喜欢侯吉谅刻的印章？洛夫回答：他是个诗人嘛。为什么诗人在做这些跟技术有关的事情时会和别人不一样？侯吉谅认为这是因为作者心中首先有一个诗意在，不管书法或者绘画，如果仅有技术，而没有诗的心灵做支撑和沟通，势必没有办法抓住感动人的基本的力量。所以侯吉谅认为在这一点上，相比很多专业的只看重线条上的挥洒或者视觉上构成的书法家，自己占了比较大的便宜。侯吉谅说：“没有文学的元素，书法跟绘画将会死去一半。现在台湾很多书法家不会写诗，甚至也不看诗；很多画家可能不懂书法，更不要说懂现代诗，诗书画合一的传统几乎是断层了。我想在大陆慢慢也会出现分工而治的状况。但越分工，恐怕越容易丢掉最精髓的`部分，就是诗的部分。”侯吉谅说。
在这次文学节上，诗人、画家吕德安宣布成立了“星期五画派”，诗人大荒、曾宏、严力、宋琳、王艾等都成了画派的成员。吕德安说，这个画派其实很简单，就是写生，面对自然，去行动，画画体内的风景，画画写诗的人。参加“星期五画派”的严力写诗歌、小说，也画画。“有人问我，到底哪个是主要的？我就反问，感情分不分主要？”严力指出，所有艺术表现形式都是为感情服务的，为了表现某一种感情，无论是母爱还是战争，都可以用所能够掌握的表现手段去表现。所以他认为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彼此并不矛盾。
诗人杨匡满也表示，艾青学画出身，韩美林的文笔不错，作曲家王立平歌词写得也好，有浓郁的文学底蕴。“诗性，将这些不同的艺术门类统一到一起，诗性成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会议期间，也有专家更看重诗、画、书法之间的区别。评论家孙绍振说，明朝的张岱曾明确反对过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观点，提出“‘蓝田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尚可入画，‘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则如何入画？”的质疑。他说在西方文艺理论中，莱辛在著名的《拉奥孔》中也提出了诗和画的对立之处。因此诗和画各有各的艺术特色，有些诗歌是不能用绘画来表现的。
在画展上，记者看到诗人宋琳的一幅画（见本文配图），没有名字。宋琳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正可以配这幅画。
冬日的歌谣
作者：丁宇
无需任何的掩饰
无需什么深刻的理由
在这宁静的港湾
所有的期待都是闪烁的火焰
所有的眺望都是凌空的飞翔
无需太多的精彩
无需什么虔诚的膜拜
在这波光粼粼的渡口
所有的希望都是清晨的阳光
所有的跋涉都是岁月的捧读
无需缠绵的祝福
无需什么挥泪的道别
在这潸然而至的舞台
所有的起落都是真实的展示
所有的灿烂都是生命的沉淀
楚尘：中国诗歌达到新高峰 足以比肩世界诗歌
诗歌不死
R·S·托马斯、戈特弗里德·贝恩、卡瓦菲斯、艾尔泽·拉斯克－许勒、诺瓦利斯、亨利·德·雷尼埃……
在今天，还有多少中国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过去的百年中，他们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留下了灿烂的身影，他们的写作，不断拓展着我们精神的边疆。
然而，太多人对此毫无所知。
太多的悲剧，源于可怕的忽略与无知。当我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想中时，我们曾一次次与现代性擦肩而过，而醒来后巨大的差距又让我们方寸大乱。只有望向世界，才能校准自我的航向，这是历史给予的教训和启示。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刚刚踏进大学校园时的那份震惊感，这里每个人都在读诗、写诗，他们用陌生的名词互相交流，这是在考卷之外，一个鲜活、美丽的世界，虽然有点矫揉造作，一代人却因此而懂得了世界，并建立了有关未来的想象。
然而，20多年悄然过去，如今还有谁继承着那分激情、执著与单纯呢？别人在描画，我们在奔跑，别人在想象，我们在忙碌，当生命也被工具化时，繁华与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呢？
实在是等了太多年，图书市场上缺乏像样的诗集，缺乏世界诗歌的声音。所以，“新陆诗丛”的诞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毕竟，它发出了坚定的声音：浮华终将过去，诗歌没有死亡。
为此，《北京晨报》专访了该丛书策划人、诗人楚尘。
一桩做了12年的事
北京晨报：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明摆着会赔钱，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楚尘：也没想太多，既然兴趣在文学，又从事这个行业，自然想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和开饭馆又有什么区别呢？
北京晨报：这套丛书您是从何时起开始策划？
楚尘：大概是2000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工作，策划了一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当时很有影响，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完，这套“新路诗丛”是它的继续。12年来，我个人的变动也很大，曾经是一家著名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最终还是退了出来，因为那里出不了诗集。在这个过程中，R·S·托马斯的译者、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已作古了，当年正是他的翻译，让R·S·托马斯得到了中国读者们的关注。虽然经历很多坎坷，但我想，只要还能生存，就不会放弃。
“谈诗色变”的出版业
北京晨报：出版一套诗丛为什么这么难？
楚尘：从2000年起，出版业就已经是“谈诗色变”，因为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书的印数越来越小，各种类型的书发行量都在滑坡，诗集就更困难。不盈利，也就不容易找到优秀翻译。过去做外国诗歌翻译的，都是戴望舒、冯至、卞之琳、查良镛、李金发这样量级的作家，他们自己就是诗人，可现在再找这么优秀的译者，已经不大可能了。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要坚持下来呢？
楚尘：首先，依然有读者需要，比如当年“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卡瓦菲斯的诗集，在网上已经炒到了三四百元一本。其次，大家都在抱怨当下教育的缺失，认为是造成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其实，出版业也承担着教育的责任，这是它的基础功能之一，做出版，不能只盯着码洋与利润，生存很重要，但能担当的地方，还是要付出一点努力。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但我会有我的选择。第三，坚持了12年，积累了一些资源，像黄灿然、林克等，可能是相关领域目前最好的译者。
人就是一念之差，如果当初开饭馆，可能也发财了，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但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感。
每个人都是诗人
北京晨报：诗歌的衰落，可能是现代性必然的结果，似乎国外也如此？
楚尘：是的，与法国出版业同行交流，他们在诗歌出版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和我们也差不多，但从整体观看，其大环境良性有序，看诗歌的读者群体依然存在，比例也较中国更高。
北京晨报：过去的10年中，西方诗歌似乎也没涌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流派，这是为什么？
楚尘：在上世纪法国诗坛，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等风靡一时，让人眼花缭乱，但随着社会转型，诗歌不再追求炫化、热闹，日益回归其本性，变得更加纯粹了，这是诗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整体看，这些年来，外国诗歌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天真，比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姆，你说他属于哪一派呢？他的诗更本质，有感召力，唤醒了读者生命中的感受。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诗人，每个人都是诗人，只是有的人能将自己的感受用创造性语言表达出来，有的人没有表达出来。作为人，我们都有对生活的感悟，不论你是皇帝，还是乞丐，大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诗歌注定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诗歌不会灭亡
北京晨报：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死了曾是一个争议颇大的话题。
楚尘：我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如果诗歌真死了，说明这个世界确实不需要它了，我们想救也救不了。但我觉得，只要人类还存在于地球上，还是有精神的物种，那么诗歌就一定会存在，除非基因改变，我们失去了精神性。
北京晨报：话虽这么说，但现实却是另一回事。
楚尘：是的，所以作为这套诗丛的策划者，有时难免会感到悲观。这次“新陆诗丛”能出版，特别要感谢当当网的王曦支持，如果不是他们独家定制的话，这套书依然出不来，因为实在没法做渠道，实体店是不愿意接受它的。王曦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年也写诗，是一个懂诗的人。没有这份支持，我们团队也会继续做下去，但出版日期可能会遥遥无期。我想：偌大中国，如果大家都不读诗，那实在是很可怕的，如果大家想读却找不到诗集去读，就很可悲。
北京晨报：随着经济发展，诗歌出版的环境会不会得到改善？
楚尘：应该不会，因为在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离经济的关系最远，它的精神性更高，今天艺术出版很火爆，但诗歌并没受惠。
诗歌让人类内心丰富
北京晨报：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精神性的东西都有了替代品，恐怕将来诗歌也会如此，那么，诗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楚尘：以我个人为例，我是比较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的，那时人们单纯、不浮躁，不那么功利和多变，就算面对诱惑，也不愿违反自己内心的东西。那时的朋友更持久，因为大家都有许多美好的期待，精神需求空间很大。不否认，相比于现在，那时很贫穷，但诗让人忘掉了很多东西。那时身边的人都在看诗，都能背上几首，这就和现在年轻人用iPhone一样，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最重要的是，谁也没想从中得到什么。
读诗的人和不读诗的人，在外表没有什么差别，不能用读不读诗来要求、评判一个人，但诗歌确实能让你的内心变得更丰富，通过诗歌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就会对日常生活有所超越。
诗人翟永明回忆，当年在四川搞诗歌朗诵会，真是万人空巷，大家就像追捧“四大天王”一样来追星，可惜这样的盛况，我没遇到过。
中国诗歌没有落后
北京晨报：可接下来，很快就是席慕容、汪国真等流行性作品风靡一时了。
楚尘：他们走红，不应该由他们本人来负责，其背后还是出版缺位，当时介绍国外优秀作品的书实在太少，如果所有读者都读过庞德、艾略特等，他们的眼光也就不会那么轻率。诗歌是一次自我教育，当时读者接触到好作品的机会太少，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北京晨报：令人担忧的是，今天中国诗歌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似乎进一步拉大了，您怎么看？
楚尘：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可能你看的是当下流行的那些诗，在我看来，一批老作家写得越来越好了，比如韩东、西川、吕德安、于坚等，我觉得他们的创作与当代世界诗歌足以比肩，这20年来，中国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它的声音被屏蔽了，大家看不到，而那些嘈杂的东西反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每个人读诗的眼光不一样，没必要互相说服，但好诗和坏诗放在一起，差别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以韩东为例，他当年从语言探索入手，这些年来，越来越重视其精神命脉，能写出生命中普遍性的东西，驾驭技巧也越来越成熟，确实很有感染力。
除了特别的天才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要通过不断阅读、不断写作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今天一些年轻作者动辄宣称自己如何，不能太当真。
阅读是自己的事
北京晨报：当年我们走入大学时，在学长、老师们的影响下，突然闯入了诗歌的世界，可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这个环境了，所以他们可能依然不会去读这套“新陆诗丛”。
楚尘：学长、老师的影响确实存在，但当年我们更多是同学之间相互切磋，才有所收获的。出版者只能提供一个机会与通道，这个窗户打开了，你愿不愿意通过它去了解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要看缘分，不能要求读者必须如何。在今天，很多事情只能顺其自然，因为它最终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我们谁也改变不了，不能寄望于感慨两句，或者抱怨两句。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乐观，总之，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读书说到根上是读者自己的事，只要你外语足够好，如今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这是上世纪80年代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情况，所以还要看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努力，只有个人提高了，整体才会提高。
理想总会传递下去
北京晨报：翻译这么一本诗集，翻译本人能获得多少收入？
楚尘：非常非常少，只相当于翻译普通书籍的一半，他们参与这套诗丛的翻译工作，完全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有的书前后做了10多年，大家谁也没想通过这套书来赚钱，如果这套书能不亏本，我们就会把工作坚持下去。从2000年以后，国内系统介绍外国诗歌的丛书几乎看不到，一套书耗时这么长，恐怕也是前所未有了。
北京晨报：您不担心这份热情会虚掷吗？
楚尘：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要么是环境的，要么是教育的，在今天，谁有资本谁说话算数，俏江南不过是一家饭店，其老板却在娱乐版头条上晃来晃去，这样的不对称也是没办法的事。所有这一切，相信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新的发展阶段总会到来，但究竟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只能期望它早点来。
哲夫：这不是诗歌的时代
诗歌原本是文学王冠上最高的一颗明珠，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却已经渐渐没落，民间的诗歌已经很少出现，很少人写，也很少人读。
中国原本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不论上古的诗经，唐宋的诗词，都曾经达到过非常高的高度。任何一个时代达到繁荣的高潮，必定也是诗歌大放光彩的时候，不能想象一个没有诗歌的时代会被人们记住，会被人认为是繁荣的时代。然而，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一切都是以金钱、数量、物质来衡量的，在这样的时代，诗歌是无奈的，也因无奈而没落，这不是文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
诗歌当然是需要读的，然而诗歌的创作需要扶持。目前的状况，很难让写作的人有坚持的动力，首先发表很难，其次稿费非常低，而且算法也有问题，我自己也写诗，也编刊物，一般诗歌的稿费都是二十行算一千字，一千字也就三五十块钱，诗人根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都去专注于生计，谁还写诗呢？有人说古人也不靠写诗赚钱，这没有错，古人没有或者极少有稿费一说。但是在那个时代，写诗可以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一个人倘若诗名远播，不仅受人尊敬，也会因此而获得各种社会资源，甚至政府也愿意供养诗人。但是现在，写诗可能只会得到耻笑，世俗社会中，不仅诗歌是无奈的，诗人也是无奈的。所以，如今的诗歌，民间创作已很少，反而是官场诗歌很多，诗歌已经流于权贵们退休之后的玩物了，古人说歌以咏志，早已没有这样的诗歌了。
诗歌还需要环境，它如同百灵鸟，在万众喧嚣的地方，没人能听见它的声音，只有在清雅的环境中，它婉转的声音才能悠扬入耳。但是如今社会，哪里还有诗人放歌的地方呢？
当然，如今也并非全没有人写了，各种流派一直都有，也有许多对于诗歌创作新的尝试和实验，写法很多，但真正的还能体现诗的真髓的却很少了。
诗人海啸的“借壳还诗”：诗歌影像化是把双刃剑
近日，“中国诗电影”计划启动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该计划旨在通过电影镜头再现诗歌，揭示“诗人内心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与情感密码，以及诗歌本身的文化脉络和历史景深”。首期计划将100首经典中国现代诗歌拍成微电影。即将面世的首部“诗电影”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7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什么叫“诗电影”？外国有专家说，“没有情节的电影，就是诗的电影”。“中国诗电影”发起人、著名诗人海啸说，“诗电影”立足于诗人本身，从诗人最具代表性、经典性的诗歌入手进行剧本改编，与“诗意电影”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此，诗歌界和网友褒贬不一，“鲜花”和“板砖”齐飞。
首先得承认，在诗歌匮乏的年代，将诗歌影像化、镜头化，甚至高端娱乐化，这种探索精神难能可贵。我国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在很长一段时间，诗歌被视作时代的精神高地，然而如今，诗歌被严重“边缘化”。正如海啸所说，在任何时代，诗歌的意义或者功效从未改变：诗歌是精神的原乡，它虽解决不了一次小小的饥饿，但却是生命暗夜的一缕光线。将经典诗歌拍成“诗电影”，理想地看，可为诗人提供展示风采的平台，也可唤起人们对诗歌艺术的关注。
不过，传统电影需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作支撑，诗歌中叙事诗包含有人物和故事情节，或可满足拍成电影的条件，但抒情诗没有人物和故事情节，要拍成电影，恐怕只能通过画面和音乐去表现一种内在意境，追求唯美和震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和早些年拍摄的诗歌MTV或无本质区别。人物和故事情节是电影不可或缺的要素，数年前，张艺谋的影片被指只注重画面好看，却不会讲故事，即是一个生动的教训。
诗歌影像化也是把“双刃剑”。诗歌的美妙就在于那些说不明、道不清的情感想象和心灵震撼，一旦被影像化，诗歌还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吗？哪里还会让人体会到“联想的最大自由”？有报道还说，为应对“诗电影”情节性不强的问题，发起方称，编剧也可在改编剧本中适当添加一些场景，甚至加入一些故事情节。如此拍成的“诗电影”，恐怕只能称之为“诗意电影”，只是借了诗歌的“壳”而已，让诗歌焕发“第二春”的初衷也就无从谈起。据说“中国诗电影”首期计划投资1000万，能不能收回成本也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