偕谁隐居誓白头的散文
抵达富阳时，已经是夜里十点了。富阳刚下完雨，空气湿漉漉的，街灯亮在湿漉漉的空气中，带着种雾蒙蒙的光晕。我就想起“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个词了，虽然我们来的这一天早已过了立夏。我的眼前就闪现出那个穿着长衫的瘦消青年，他长得算不上英俊，不过却潇洒，却才高八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矗立成一座丰碑的模样。
在富阳的街上，在雾蒙蒙街灯的光圈里，我仿佛看见他挎着一个女人的臂弯，在街头谈笑着走来。这个女人是孙荃，还是王映霞？我瞪大眼睛看，遗憾的是，他们已经消失在街头的转角处，消失在富阳的夜色里。
郁达夫与王映霞那段以激情始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至今追思，犹让人扼腕叹息。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四十号，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二十岁姑娘王映霞。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那段著名的情事开始上演了。
二十岁的姑娘王映霞虽然仰慕郁达夫的才华，但他是一个有妇之夫，而她也有婚约在身，岂能轻易以身相许。王映霞不知道，郁达夫的情感闸门已经为她打开，并且不可遏止如奔腾的江水。为赢得美人的欢心，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才子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
我认真地拜读过一九二七年郁达夫致王映霞女士的情书。情书中，郁达夫的情感随着王女士对他的态度悲喜起伏。悲是在王女士不看好两个人未来的时候，情书里写满了“死呀”“活呀”的话。三月十一日晚间的情书是这样写的，映霞：今天晚上大约又要累我一夜的不睡了，你何以会这样的多心，这样的疑我？你拿一把刀来把我杀了倒安逸些，我实在受不起这种苦了……让人感觉文学史上这么伟大的人物，在感情的天地里，也只不过是一个轻狂浮躁的毛头少年。喜是在王女士对两个人的前途有所期期艾艾表示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午后写的情诗被时人广为传诵：
朝来风色暗高楼，
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
为君先买五湖舟。
为了博取美人的欢心，情书里，郁达夫还不惜把自己现在的妻子称作“富阳泼妇”。 这真是，“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过旧人哭”。到底是才高八斗，写的情书和情诗具有蛊惑人心的魅力。只用一年的时间，郁达夫的热情就打动了王映霞，一九二八年二月，两个人正式同居，成了“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
然而幸福的真谛是平平淡淡，轰轰烈烈的爱情并不久远。郁达夫和王映霞两个人轰轰烈烈的爱情止步于“红杏出墙”。
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摆放在桌上的一只精致的瓷瓶，两个人相互小心翼翼地珍惜着这只瓷瓶，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但有一天，谁不小心把这只瓷瓶推倒在地，打碎了，然后补救似的把瓷瓶的碎片粘合起来。粘合起来的瓷瓶已经不是当初的瓷瓶了，它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精致，它已经被小心翼翼忽视了，于是它一次次地被推倒在地，一次次地粘合，终至溃不成器。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裂痕也是这样的愈裂愈深，最后在新加坡恶颜相向。
郁达夫一九四○年三月与王映霞离异之后，曾在新加坡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绝：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这首诗读来哀怨凄切。
这燕垒中来的“蛇鼠”究竟指的是谁呢？一说是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一说是戴笠，此说源自汪静之的遗作《王映霞的一个秘密》。
抵达富阳的这个夜里，同车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先生讲故事，说郁达夫远走南洋的一个原因：戴笠在西湖边的新星旅馆约见王映霞，郁达夫陪王映霞前往，但他留在楼外，王映霞只身上去见戴笠。郁达夫的心思，若戴笠单独约见不超过半个小时也属正常。结果他在楼外等啊等，等了四五个小时，王映霞才出来。郁达夫何等聪明之人，当即愤而出走南洋。当时，我竟忘了问孟繁华先生这个故事的出处。
据说，王映霞当年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气质风度皆佳，颇为引人注目。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如此说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也有几分。
现在，让我们转回头来看，当年为了博取王映霞欢心时，郁达夫笔下的“富阳泼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作为旧礼教束缚下的一个女子，妻子孙荃对“小三”王映霞的介入，当然极力反对，而且还以“殉死”相抗争，她的这种反对和抗争，竟成了夫君笔下的“富阳泼妇”。郁达夫在一九二七年给王映霞的情书里还说，“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爱情的，所以长年的漂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有什么。”
然而，一九二二年二月郁达夫给妻子一信的开头却是：“兰坡，我所最爱的`兰坡。”信中还写道，“我和你分开的一霎时候，我心里正同刀割的一样。”
兰坡是郁达夫为孙荃改的字，“为某改字曰兰坡名曰荃。题君封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一九一八年的诗）原来这个泼妇也是他曾经最爱的人。然而，长恨人心似流水，无由风动起波澜。
郁达夫曾自制闲章一枚，叫“生怕情多累美人”。我觉得一个男人要的是责任感，如果有高度的责任感，当不会“情多累美人”了。
沙牧先生对我说，郁达夫和王映霞同居后，并没有和孙荃离婚，孙荃分居不离家，一直居住在郁家在富阳的旧居里，在能接济家里的情况下，仍然不时汇钱给家中。听完，我就想，郁达夫到底还算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
然而，比他更有情义的是她。郁达夫和孙荃分居时，三个孩子尚幼，都不谙人事，特别是在郁达夫流亡南洋后，经济上已没有一点儿外援，在国破家亡的境遇里，孙荃硬是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而且都受过高等教育。这之间受过多少艰难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破镜难圆后的男女，有的人只观照对方在自己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疤，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怨恨靡涯；有的人则记取对方在自己生命中曾留下的那一缕柔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痕逐渐淡去，那一缕柔情却越来越清晰。
郁达夫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在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知道，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郁达夫曾经为她诗稿题写的题名。这座“夕阳楼”在郁达夫的心里，何尝不是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那间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西楼。
刚开始分居时，孙荃对郁达夫是有怨恨之气的。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怨恨之情越来越淡，最后了无踪迹，只剩下无尽的思念和回忆。据有关资料记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孙荃看到胡愈之写给全国文艺界的报告《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才知道，已分居多年，杳如黄鹤的夫君早已为国捐躯，血染异国土地。顿时泪如泉涌……在她家的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照片，每逢旧历的七月十五（富阳乡俗中的“鬼节”），她总要向南天遥望，希望夫君“魂兮归来”。新中国成立后，孙荃最关心的就是郁达夫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并坚信，“等到政治清明时，自然有人会去从事郁达夫研究，去研究他的作品，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公允的地位。”（郁黎民《我的母亲——孙荃》）
王映霞与郁达夫分手后，后来嫁给钟贤道，暮年回忆自己与钟贤道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当一个人乐意频频回忆过去的时候，他是在暮年的时候。所以，老年人爱忆旧、爱絮叨。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千世界，色彩缤纷，纷纭的世事阻挡不了我们匆匆的步伐，我们来不及回头、咀嚼、回忆往事，因为我们一直在路上。
但到晚年的时候，缤纷的世界已经打动不了我们的眼睛，纷纭的世事已经诱惑不了我们的心志，我们就开始回头、咀嚼、回忆往事了。
一个人怀念往事，一定会怀念他的情路历程吧。这么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一个人跑到郁达夫故居门前，门前的富春江水在夜色里缓缓流淌，故居静默不语。我想，如果郁达夫走在人生的边上，回头看，他会怎样看待自己与孙荃、与王映霞的情感纠葛呢！“偕隐名山誓白头”，他最终要偕谁隐名山誓白头呢？
可惜，他一直在路上，他得不到在人生的边上咀嚼人生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