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桩的命运散文

1943年，日伪军在苏中四分区开始“清乡“，后来“清乡”计划完全破产。到了1944年，敌人深知新四军在农村有不可摧毁的群众基础，用“政治怀柔”的诡计不能得逞，用“军事清乡”也不能使新四军遭到失败。于是，便改用了“梅花桩”式的据点政策，在四分区密密麻麻地布上据点，一直布到农村，企图摧垮我们坚持反“清乡”斗争的作战基础——农村。

完全扔掉“政治怀柔”的假面具，安上了“梅花桩”式的据点后，敌人便变本加厉地烧房子、抓壮丁、捕杀我干部与人民，建立伪政权。敌人得意地称之为“延期清乡”，狂吠这是“流血的高度清乡”。

这样一来，在敌人安上据点的地方，便出现了用高度武力强力支撑的伪政权。这一时期，四分区的组织遭到一些破坏，需要进行整顿，革命力量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积蓄，因此，党发出指示：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为主，以保卫与发挥各种公开抗日组织的力量；用各种形式的隐蔽斗争为辅，求得麻痹敌人，缓和斗争，减少群众与我们有生力量的损失；使公开与隐蔽的斗争形式相结合，以利于坚持四分区抗日民主阵地与积蓄革命力量，迎接反攻的到来。

四分区的人民，在缓和斗争中的事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种斗争，是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暴力与和平相结合的，是种特殊、复杂而艰巨的斗争。

通西人民在拖捐斗争中，大钻敌人的空子。伪军出来收捐，群众就齐声说：“已给乡长（伪乡长）收去了！”引起伪军对伪乡长不满，终于将他赶跑。有两个据点都来收捐，群众就两面拖，分别向两个据点“告状”，造成他们之间的互相争夺。大家还把拖捐斗争编成口号：“伪捐出不了，要钱要粮草，今朝约明朝，要多我出少，要抓我就跑，抓去请人保，齐心才见效！”

张沙乡敌人要集中壮丁进行训练，壮丁之间故意打、骂、吵闹，训练计划吵垮了。护新乡全部用老头子去当壮丁，老头子个个装聋作哑，调皮捣蛋，弄得敌人毫无办法。海南区的`据点周围，敌人办了自卫团保护据点。敌人给自卫团发这些证章很快就被民兵搞到了，他们带上它到据点周围去锄奸，敌只好对自卫团一律不信任，将证章全部收回。

有一次，敌人到一个老太太家里搜查我们的区干部白桐本。老太太说：“我家有黄铜盆，没有白铜盆。"弄得敌人啼笑皆非。敌人要群众自首，群众都以参加过摇会、佛会、土地会等名义去自首，也把敌人弄得头晕脑胀。

敌人在用武力强制的伪化区内，军事上采取分散配备，政治上“怀柔”为主。但在群众这样的缓和斗争中，使敌人的据点成为空架子，伪政权更是有名无实。到了夏季，主客观条件变得对我更为有利，四分区军民起来展开强有力的“反据点斗争”了。

在“反据点斗争”中，对战略性的大据点，以破坏扰乱为主。在唐家闸、天生港、南通一线，一次就有7万多群众，进行了两天的大破袭，彻底断绝了据点之间的交通、电力供应，使城市里有3天不见灯火，城市里骚乱起来了，都说：“新四军要‘清城’了！”当地汪伪特工头子张北生从南京请调来一些彰显威风的伪军，驻在离南通城半里地的龙王庙据点里，平时神气活现。一天，我们的部队突然出现，解决了据点里的敌人，然后部队在群众欢呼声中撤走，沿途大散传单。南通城内秩序更加混乱，人们纷纷说：“看吧！新四军攻城是有计划的，这次拔龙王庙的据点，就是来看地形的。"

金沙、石港、四甲坝、三阳、久隆等一些据点，算是一般性的战略据点。这种据点经常驻20名左右的日军，其余全部是伪军。虽然兵力薄弱，但工事坚固，增援迅速，对这些据点，我们就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伪军警很快就为我们所控制，为我们服务了。控制后的这些据点，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群众称之为“瞎子据点”。

敌人为了保卫交通要道，加强封锁，出了很多兵力，增筑据点。这些据点兵力较少，但排列得很密，好似链条一般。对这种据点，我们一般是打开它几个缺口，使我们的部队能在县与县之间、 “清乡区”与“非清乡区”间，往返自如，把敌人的各个据点孤立起来。

对于那种深入我们腹地搞伪化的据点，我们就坚决拔除它。大凡这样的据点，弱点是最多的。我们农村的群众基础好，容易组织各种力量把它紧紧包围。在拔据点斗争中，群众大施巧计。有的化装推车、抬轿等模样，一律带短枪，迅猛扑进据点，敌人来不及进入工事就全部当了俘虏；有的用困扰战，用迷惑、袭击、破路、拆桥、改造地形等等办法，使敌人不断遭到打击，敌人在极度疲劳与终日惶惶不安后，站不住脚，就只好将据点撤走；有的还被群众这种汹涌澎湃“反据点斗争”的气势吓跑了。

经过夏、秋两季的“反据点斗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四分区军民的手里了。被主力部队攻下的和被我军民逼走的据点，一共有62个。敌伪伤亡和被俘的一共近3000人，其中包括日军中队长以下的800人左右。缴获了各种枪1500多支，其它的战利品无可计数。到了冬季，敌人的“梅花桩”式的据点政策全部垮台。不管敌人想出什么妙法，把1944年的“清乡”说成“延期清乡”也好，说成“高度的流血清乡”也罢，同样遭到了无可挽救的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