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和地层之间,我的苍白不为你们所有散文

劳动创造了诗歌，诗歌表达了生活。《毛诗序》有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有载：“诗言志，歌永言”。从本质上看，这种文学样式就是人心声的表达。它所赋予的是最坦诚质朴而又最深沉的情感和精神的内涵。

而诗篇呢？除了可以指向诗歌之外，很多时候，又代表着人生、生活、生命、事业，乃至一些有归结性的际遇。从这个意向上单纯地做叠加，“我的诗篇”已然可以直观地表述为：“那些我生命里的心声。”

而“我”如果只是一个没有所谓代表或被代表的意象的话，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所传递的是一份值得尊重而且富有诗意的寄意。可生活是如此的鲜活，既给予泾渭分明的界定，又总撕扯出一些模糊的会意。“我”在很多时候浓缩为一个渺小的“自我”，更像蒲公英的种子，待风吹动，于每个漂泊或安身的时空中，各自存活。于是，“我”成了一个标签，被贴在芸芸众生的心口，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段时间到一段时间，穿过，指向生活，指向所有。

这些便是我所臆想的“我的诗篇”这个片名之所以会被写下的缘由。

当我凝视着闪动的荧屏，那些念头仿佛突然坠落，一种渴望的诉说被挤压在喉咙深处，一时找不到出口。

聆听着邬霞的《吊带裙》，那两句“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的诗，住进了朴素的声音里，似乎又透出一种优雅的疼。异乡车间，汗珠在额头滚动的女人，向生活发出最温柔最贴心的关怀，向生命呼喊着一份自由与爱情。在这份真诚的情怀和那个勇敢的梦想面前，我找不出理由不向她及如她一样的人致敬。

影片中的老井让我想起了舒婷。她那句“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的诗一下子撞了进来。老井，一个自说“走投无路把煤掏”的工人，在近千米深的矿井里，用乌黑的煤炭和出生入死的境况交换着生存的资本，用诗歌的光芒与头顶的太阳遥相辉映，照亮着灵魂不断前行。也许，他头顶的矿工帽灯见证了一种我们未知的与诗歌生死相随的约定。

影片里有个同为地下工人的诗人——陈年喜。如果说老井的工作包围着的是含蓄的气息，那么陈年喜的则充满了烈性。在深长的地下矿道中，他用爆炸的方式来升华对矿石的爱意，就如同他在山岗上用歌声释放着自己。而在困苦的现实面前，他必须越走越远，然而幸好他还有诗歌可以慰藉自己，那“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的吟诵，奔放而出的声韵毫无保留地诠释了他热烈的追求，撼动一个未来。

将目光从地下拉到3000米的高度，气压随着变化的地形升降。吉克阿优，一位年轻的彝族诗人，在大凉山深处低头，跳跃成一团火，让人群为之翩翩起舞，却又必须冷静地走入一场肃穆悲苦的祭祀，最后在疾驰的列车上驶向一如既往的漂泊。如他诗中所说的，“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还漂泊”。活着的人，永远在路上；漂泊的人，应该有远方。虽然“离开”几乎是我们一生惯用的方式，然而在远方之上，无数的迷惘困顿或许因为期盼和信念的存在可能就成为一种磨砺的力量，指引我们听从心的召唤，眷恋梦想，回归故乡。即便“一条小兴场的泥路/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他都如此地决绝。

城市的喧嚣映射出繁华的影像，镌刻下漂泊的诗行。当乌鸟鸟站在颁奖台上，紧张、欲言若止的表现却道出了一种沧桑与饱满——“反复修改和打磨”。他把对诗歌纯粹追求当成生活，骨感的现实一次次将他抛入辗转、错落的风尘，他仍愿意在每个途径的渡口虔诚地写下思索。我看着他的妻子抱着孩子站在窗口凝望，一股心酸涌上心头。她无论用再如何不舍和深远的目光，望见的只能是那个被摩托车拉向村路尽头的背影。从此，“浑身长满了思念的刺”，借以诗歌仰望城市与乡村共有的天空，想着彼此的生活。

死亡是尘世生命的终点，却无法逾越精神的永恒。2014年10月1日，一位90后深圳诗人许立志坠楼身亡。他的骨灰被洒在深圳南澳的海水里，就像揭开了他诗中写的“此行的终点是大海，我是一条船”的谜底。我自信这条船就是他的自画像，现在短暂地停靠是为了即将开启的远航。他的肉体飞下，沉重的叹息留给了大地，高贵的灵魂飘向了云天。他是在完成一个“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的古老仪式，向我们传达了属于生命更自在、属于人生更真切的暗语。其实，望着镜头里他的照片，我忽然觉得在贴满纷繁杂乱小广告的天桥上，他身后的那片空荡是生命无法承受之力为他掘开的巨壑。他在期待一种东西来填补，或是寻找一种方式去飞翔。

这六个桥段，我称之为六个章节，尽管有太多的表达，但我仍坚信它们永远都无法合成一部完整的“我的诗篇”。

文字在流淌，心神难掩悲伤。这种悲伤停留在卑微的自我心间，够不到悲悯的高度。这种博大的情怀在历史上一朝一代地流转，到了今天似乎有了一些不该有的`疲倦。而许多如我之人在这个世界是如此地躁动不安，把目光投入了生死两端不可携带的景象，一路追逐，乐此不疲。

世界上的无奈与苦难浩如烟海，人的一生接踵而来的际遇悲喜交集。有人在生活之上，有人却在生活之下，打上一个记号叫做“底层”。而一些可笑的人偏偏执着地冠以“最”字，用赫赫在目的“最底层”的字眼去全权代理别人的生存，殊不知因为有了光，还有许多我们所不可瞥见与估量的地方，足以击溃既自负又自卑的自我展现。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却悲伤，那些被黑暗笼罩的所在，隐藏或埋葬了苦痛，压抑了还来不及发出的呐喊，让我们在世界的另一种姿态中，渐渐习惯了无意识去对视的呼吸，毅然决然地否定自己是一名诗者，以及那些哪怕只是人生经历所排列而成的关于生活的诗篇。

或许我们不必再去忙忙碌碌地寻觅，只需记起，记起我们的身心向远方，每一次的行走都是在题写关于自己关于生活关于世界的诗篇，这样我们的心就不会慌。

我们折回影片中，看看影片中的六个工人，如果时光倒回，便成为或接近了农民。在广大的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命，是农民的根。他们像一棵棵庄稼，原本的生长与死亡都将在那里。总有一些东西不由自主地就改变了生活的轨迹。当固守的生存与外界链接在一起，当经济时代被呼唤降临，当利益拥有了左右道德的权力，当他们的肥沃土地所产出的粮食已无法承受欲望的撞击，这些曾经的农民努力完成了人生的最初转化——成为工人，在不同的生产线上，像与生俱来一样出卖自己的体力。

聚焦，无法丈量的距离。“吊带裙、煤、炸药、钉子、船、羽毛”等意象正在逃离一个个工人诗人，呈现在天空和地层之间，以无声代言。想撬开或者强行进入它们时，陈年喜的那句“这个时代应该说是发展得非常快，但我们这个条件从来没有改善过”的话语瞬间刺了过来，一种冷峻的颤抖随之而起。

邬霞、乌鸟鸟的名字与吉克阿优、许立志的方式饱含着天空的向往；老井和陈年喜的职业扎到了土地里，脚步向下摸索，一步一步走近大地的心脏。然而不可质疑的是，他们安慰着生存，都在用诗行告诉着我们：在天空和地层里一样可以飞翔。

写到这里，我无意褒奖《我的诗篇》，但它身后的所有人不得不让我们赞叹。他们感性敏锐地捕捉，理性用心地表达，将视野放逐于苦难的意境，以梦想的缔造，试图唤醒那个在困顿、彷徨乃至失去的生活中旷远的未来，并思索着前行。让我们深深相信：如果还有什么要将“我”从泥土里永生剥离，“我”可以勇敢地面对；因为一切阴晦的光影都会死去，未来的眼睛可以诗意地栖息在某处，阳光会用温暖拥抱相随的苦难。

自忖来时的路，在天空和地层之间，我的苍白不为你们所有。而在此刻，我愿意重新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