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吃的记忆散文

我虽没有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机会品尝过草根、树皮的滋味，但我小时候确实也难得吃几顿饱饭，主要还是“瓜菜代”，有段歌谣形象的写出了当时的境况：“早晨吃的红苕汤，中午吃的汤红苕，晚上难得煮，就啃两根生红苕。”有几个镜头，至今记忆犹新。

家徒四壁的堂屋内，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吃饭，每当有人到灶屋（厨房）去舀饭时，我那三、四岁的弟弟都会大声的哭闹：“莫舀完了啊！莫舀完了啊！”这凄厉的哭喊，穿透时空，时至今日还在我耳边回响。

我们生产队有一大片梨园，树下种有红苕（红薯）。每当梨儿快成熟的时节，成群的小朋友长扎梨园，也吸引了其他生产队的小朋友，我们在梨树下翻捡那因生虫、生病掉下来的或被风吹落的梨儿吃，有时也趁守梨人不注意，偷摘几个树上被太阳晒得很烫的梨儿吃。这样既不卫生又带烫吃的结果可想而知，往往容易得痢疾。本来就营养不良的脸色更显得面黄肌瘦。可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每天往梨园跑——不是我们嘴馋，而是太缺吃的了。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时代，人们连种点蔬菜，都不敢大胆的种。母亲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还是在自留地里种了几棵苤蓝。终于等到苤蓝成熟了，母亲扯了两棵，晚上炒了一棵。另一棵，母亲把它剥皮切丝，凉拌起，准备给我两兄弟带到学校去吃——那时我两兄弟都在五凤乡中读初中。母亲高兴的说：地里的那几棵等它长大点才扯，你们好带到学校去下饭。可第二天，那几棵苤蓝却不翼而飞了，看到这情景，文雅的母亲也暴了粗口，这可是在她儿子口中抢食啊！

一般情况，是从乡下往城里拿蔬菜、土特产，而我的父亲，却常常从城里往乡下背这此东西。父亲那时在四川空气分离设备厂工作。厂区在简阳县城附近的山沟里——为了战备，很多工厂都建在山区。他于是抽下班时间，在宿舍后边的`山坡上种了些南瓜、茄子之类的蔬菜。有时，吃不完时也背些回家。有次在火车上，他差一点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解释了半天，才摆脱纠缠。因为革命同志无法相信，怎么可能从城里往乡下背乡下出产的蔬菜、土特产嘛！

说到“吃”，也令我想到了历史上两则著名的有关“吃”的故事。一则发生在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传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还有一则是现代的，据说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日子里，一农村老太婆愤恨到了极点：“江青那个老妖婆，太享福了，床头放着两种糖，想吃白糖就吃白糖，想吃黄糖就吃黄糖。”

也许正是因为年少时“吃”的记忆太过深刻，所以导致我一些后遗症。

吃相不雅。不管食品好坏，都能吃饱一肚子，且能吃得津津有味，吃得西里呼鲁，吃得风生水起。正如看不顺眼的雅士们所说的那样：就像饿死鬼投胎。

虽然我不挑食，但对有一样食品还是坚决拒绝的，那就是苞谷粉（玉米面）。纵然现在加入若干佐料精烹细作，花样百出，且美其名曰：玉米糊糊、玉米糕。一想到它，我就觉得满口都是苞谷粉粒在钻，就翻胃，主要是在我小的时候，它与我的味蕾、胃觉亲密过度了。我家那时吃得最多的就是粗糙的苞谷粉，不是苞谷粉搅的糊糊，就是只有几粒米的苞谷粉圪塔稀饭。这也常常给我一个错觉：总觉得别人也应如我一样的对苞谷粉深恶痛绝。每当看到与我有相似经历的同学、朋友点“玉米糊糊”时，总是嗤之以鼻：小时候还没吃够苞谷粉嗦，跑到城里来冒充城里人做出一幅喜欢吃的样子！

我不管看到的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第一印象是怎样将它们拔毛去皮，红烧、清炖、烧烤，潜意识里想到如何大快朵颐。我深深的知道这是一种罪过甚至罪恶，但那思绪，却真个是信马由缰，无法控制。每当这些想法不自觉的产生后，我只好默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下次再看到这些鲜活的生命时，还是要不由自主的想到舌尖上去。

这些后遗症，也许终我一生都无法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