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李纲下

绍兴二年，除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是时，荆湖江、湘之间，流民溃卒群聚为盗贼，不可胜计，多者至数万人，纲悉荡平之。上言："荆湖、国之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加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带，皆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议未及行，而谏官徐俯、刘斐劾纲，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

四年冬，金人及伪齐来攻，纲具防御三策，谓："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傥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此上策也。若驻跸江上，号召上流之兵，顺流而下，以助声势，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则敌人虽众，不敢南渡。然后以重师进屯要害之地，设奇邀击，绝其粮道，俟彼遁归，徐议攻讨，此中策也。万一借亲征之名，为顺动之计，使卒伍溃散，控扼失守，敌得乘间深入，州县望风奔溃，则其患有不可测矣。往岁，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时暑，势必还师，朝廷因得以还定安集。今伪齐导之而来，势不徒还，必谋割据。奸民溃卒从而附之，声势鸱张，苟或退避，则无以为善后之策。昔苻坚以百万众侵晋，而谢安以偏师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将士用命，安知北敌不授首于我?顾一时机会所以应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与二三大臣熟议之。"诏：纲所陈，今日之急务，付三省、枢密院施行。时韩世忠屡败金人于淮、楚间，有旨督刘光世、张浚统兵渡河，车驾进发至江上劳军。

五年，诏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方，纲奏：

愿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

议者或谓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非制胜之术也。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铜马之属。肃宗先保灵武，故能破安、史而复两京。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将士暴露之久，财用调度之烦，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备，痛自料理，先为自固之计，何以能万全而制敌?

议者又谓敌人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秦师三伐晋，以报殽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光武破隗嚣，既平陇，复望蜀。此皆以天下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况祖宗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乎?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损耗，何以图敌?谓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此二者，守备、攻战之序也。

至于守备之宜，则当科理淮南、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故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后淮南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以战舰水军，上运下接，自为防守。敌马虽多，不敢轻犯，则藩篱之势盛而无穷之利也。有守备矣，然后议攻战之利，分责诸路，因利乘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则以弱为强，取威定乱于一胜之间，逆臣可诛，强敌可灭，攻战之利，莫大于是。

若夫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然后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建康自昔号帝王之宅，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六朝更都之。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谓关中为上，今以东南形势而言，则当以建康为便。今者，銮舆未复旧都，莫若且于建康权宜驻跸。愿诏守臣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创营壁，使粗成规模，以待巡幸。盖有城池然后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当先也。

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一日忘宋。特制于强敌，陷于涂炭，而不能以自归。天威震惊，必有结纳来归、愿为内应者。宜给之土田，予以爵赏，优加抚循，许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悦，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所当先也。

臣窃观陛下有聪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为之志，然自临御，迨今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匮而无赢余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使陛下忧勤虽至，而中兴之效，邈乎无闻，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

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则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以退，天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补于国，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医，必先知其术业可以已病，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不详审其术业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无补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年，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天步艰难，国势益弱，职此之由。

今天启宸衷，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亲临大敌。天威所临，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睹矣。然敌兵虽退，未大惩创，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我疆埸，使疲于奔命哉?

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惟自昔创业、中兴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阵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亲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维扬，平泽、潞，下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宗亦有澶渊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

若夫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维扬，则关陕、河北、河东失矣;自维扬退而至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有一敌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乎?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