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三·志第七十

　　○刑法下 刑律下

△蒙古人及僧道讯断法 赦令

刑律之条格，画一之法也。断例，则因事立法，断一事而为一例者也，诏制，则不依格例而裁之，自上者也。

中统二年，陕西四川行省乞就决边方重刑，帝不许。

三年，江汉大都督史权以赵百户挈众逃，斩之。诏：“自今部曲犯重罪，鞠同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于法。”

至元二年，诏：“随路私商，曾入南界者，首实充军。”

五年，田禹坐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济南王保和坐妖言惑众，敕诛首恶五人，余勿论。是年，诏遣官审理诸路冤滞。正犯死罪明白，各证典刑，其杂犯死罪以下量断遣之。

七年，尚书省契勘旧例，居父母丧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各离之，知而为婚者，各减三等。今议得定立格限，自至元八年正月一日为始已前，有居父母丧、夫丧内婚娶者，准以婚书为定，后犯者依法断罪听离。

八年，四川行省也速带儿言：“比因饥馑，盗贼滋多，宜加显戮。”诏群臣议之。安童以为强盗偷窃，一皆处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依旧待命。从之。尚书省臣言：“在先重囚待报，直至秋分已后施行，每半年内多趱下淹住。议得以后重囚，经省部推问，再交监察御史覆审，无冤不待秋分，逐旋施行。”从之。是年，敕有司毋留狱讼以致越讼，违者官民皆罪之。

十一年，有司断死罪十五人，诏加审覆，其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余令再三审覆以闻。

十四年，敕犯盗者皆处死，符宝郎董文忠言：“盗有强、窃，赃有多少，似难悉置重典。”帝韪其言，遽命止之。

十五年，顺德路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以按察使发其奸赃，遣人诣省自首，反以罪诬按察使。御史台臣奏，按察使即有罪，亦不应因事反告，宜待文焕等事决，方听其讼。其后同知扬州总管府事董仲威坐赃罪，行省方按其事，仲威反诬行省官以他事。诏免仲威官，没其产十之三。二事同，而科断之不一如此。收括阑遗官也先阔阔带等坐易官马阑遗人畜，敕免其罪，以诸路官兼管收括阑遗，如官吏隐匿及擅易马匹、私配妇人者，没其家。

十六年，诏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论汉人、回回皆论死，且没其妻子。是时阿合马用事，奸赃狼籍，故劝帝严刑竣法，以钳士大夫之口焉。敕诸路所捕盗，初犯赃多者死，再犯脏少者从轻罪论。阿合马言：“有盗以旧钞易官库新钞百四十锭者。议者谓罪不应死，盗者之父执役臣家，臣如徇议者之言，宁不自畏。”诏论死。

十九年，和礼和孙言：“去年中山府奸民薛宝住为匿名书来上，妄效东方朔事，欺妄胡廷，希凯官爵。”敕诛之。又言：“自今应诉事者，必须实书其事。赴省、台陈告。敢以匿名书告事，重者处死，轻者流远方，能发其事者，给犯人妻子，仍以钞赏之。”从之，耶律铸言：“前奉诏，杀人者死，仍征烧埋银二十两。后止征二锭，其事太轻。臣等议，依蒙古人例，犯者没一女入仇家，无女者征银四锭。”从之。是年，王著、高和尚杀阿合马，帝震怒，戮著等，并杀枢密副使张易，皆醢之。其后，帝悟阿合马之奸，追论其罪，剖棺戮尸，醢其二子，又戮其第三子，剥皮以徇。帝欲重惩奸吏，故用法特严。然剥皮及菹醢之法，唐、宋以来所未有也。

二十年，禁云南没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旧制，云南重囚，便宜处决。帝恐滥及无辜。敕今后凡大辟罪，仍须待报。刑部尚书呈：“鞫问罪囚，笞、杖、枷、锁，凡诸狱具，已有圣旨定制。自阿合马擅权以来，专用酷吏为刑部官，谓如刑部侍郎王仪独号惨刻，自创用绳索法，能以一索缚囚，令其遍身痛苦，若复稍重，四肢断裂。至今刑部称为王侍郎绳索，非理酷虐，莫此为甚。今参详内外官司，推勘罪囚狱具，合依定制，不得用王侍郎绳索。各处推官司狱以至押狱禁卒人等，皆当择用循良，庶得政平讼理。”又御史台准中丞崔少中牒：“鞫狱之制，自有定制。比年以来，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于瓷芒碎瓦之上，不胜痛楚，人不能堪，罪之有无，何求不得。其余法外惨刻，又不止此。今后似此鞫问之惨，自内而外，通行禁断。如有违犯官吏，重行治罪，似合体国家恤刑之至意，去酷吏婪虐之余风，天下幸甚。”中书省并照验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