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

《北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史》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北史》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

孙绍、张普惠、成淹、范绍、刘桃符、鹿悆、张耀、刘道斌、董绍、冯元兴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也。少好学，通涉经史。初为校书郎，稍迁给事中，后为门下录事。好言得失，与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绍表曰：臣闻建国有计，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政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门，了无严防;南北二中，复阙固守;长安、邺城，股肱之寄;穰城、上党，腹背所冯。四军、五校之轨，领、护分事之式，徵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县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必不忘乱。故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杖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职人子弟，随荣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混一之计，事实阙如;考课之方，责办无日;流浪之徒，决须精校。今强敌窥时，边黎伺隙，内人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若夫一统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计也;乱离之期，纵横作之者，行权之势也。故道不可久，须文质以换情;权不可恒，随污隆以牧物。文质应世，道形自安;污隆获衷，权势亦济。然则王者计法之趣，化物之规，圆方务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余年矣。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无勤止，署下之日，臣乃无名，是谓农夫尽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实怀于悒。

正光初，兼中书侍郎。绍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恳切，不惮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时人轻之，不见采览。绍兄世元善弹筝，早卒。绍后闻筝声，便涕泗鸣咽，舍之而去。后为太府少卿，曾因朝见，灵太后谓曰："卿年稍老矣。"绍曰："臣年虽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迁右将军、太中大夫。

绍曾与百僚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窃谓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唯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

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参议《正光壬子历》，赐爵新昌子。后卒于右光禄大夫，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宣。子伯元袭爵。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也。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太和十九年，为主书，带制局监，颇为孝文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澄为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窃闻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饰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则莫大之痛，深于终身之外;书策之哀，除于丧纪之内。外者不可无节，故断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况《礼》，大练之日，鼓素琴，盖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练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祭既不与，疑无宴食之道。又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子曰："脱衰与奠，非礼也。"注云："谓其忘哀疾。"愚谓除丧之始，不与馈奠，小功之内，其可观射乎?《杂记》云："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其党不食。"食犹择人，于马射为或非宜。伏见明教，立射会之限，将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行揖让于中否。时非大阅之秋，景涉妨农之节，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释而为乐，以训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孙者也。案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钟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事，何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府库空虚，宜待新调。乞至九月，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声轩县，建云钲，神人忻畅于斯时也。

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乃答曰："今虽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习武，人之常艺。岂可于常艺之间，要须令制乎?《礼》，兄弟内除，明哀已杀;小功，客至主不绝乐。听乐则可，观武岂伤?直自事缘须罢，先以令停，方获此请，深具来意。"

澄转扬州，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普惠既为澄知，历佐二藩，甚有声誉。还朝，仍羽林监。

澄遭太妃忧，臣僚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于普惠，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襚’，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澄从之。

后为步兵校尉，以本官领河南尹丞。宣武崩，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载之后，降一阶而叙，若才优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依才优之例，敕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议以不降阶为荣。时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广陵王恭、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诏群僚会议。普惠议曰：谨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为二国太妃，可谓受命于天子，为始封之母矣。《丧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传曰："贵父命也。"郑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士之妾子为母期。父卒，则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为母所慈，犹曰贵父命，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传》曰："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则当服其亲服。若鲁、卫列国，相为服期，判无疑矣。何以明之?《丧服》："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然则兄弟一体，位列诸侯，自以尊同，得相为服，不可还准公子，远厌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名例不同，何可乱也。《礼》，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国，二王胙土茅社，显锡大邦，舍尊同之高据，附不祢之公子，虽许、蔡失位，亦不是过。《服问》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公子虽厌，妻尚获申，况广陵、北海，论封君则封君之子，语妃则命妃之孙，承妃纂重，远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统，厌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许其申服，而复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欤?《经》曰："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传》曰："何以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今祖乃献文皇帝，诸侯不得祖之。母为太妃，盖二王三年之证。议者近背正经，以附非类，差之毫毛，所失或远。且天子尊则配天，莫非臣妾，何为命之为国母，而不听子服其亲乎?《记》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又曰："不为君母之党服，则为其母之党服。今所从既亡，不以亲服服其所生，则属从之服，于何所施?若以诸王入为公卿，便同大夫者，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今之诸王，自同列国，虽不之国，别置臣僚，玉食一方，得不以诸侯言之?

敢据《周礼》，辄同三年。

当时议者，亦有同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书难普惠，普惠据《礼》还答，郑重三反，郁议遂屈。转谏议大夫，澄谓普惠曰："不喜君得谏议，唯喜谏议得君。"

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诣阙上疏，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坟有盘石，乃密表曰："窃见故侍中、司徒胡公，怀道含灵，实诞圣后，近枢克惟允之寄，居槐体论道之明。故以功余九锡，褒假鸾纛，深圣上之加隆，极慈后之至爱，宪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号，窃谓未衷。何者?《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窃谓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故仰尊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则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易》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伏愿停司徒逼同之号，从卑下不逾之称，则天下幸甚。"

太后览表，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议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怿、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书崔亮并同有难，普惠并以理正之，无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数虽殊，同名为上，何必上者皆是极尊。"普惠厉声呵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议者咸以太后当朝，志相党顺，遂奏曰："张普惠辞虽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请依前诏。"太后复遣元叉、贾璨宣令谓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得难言。"

初，普惠被召，传诏驰骅骝马来，甚迅速，伫立催去。普惠诸子忧怖涕泗。普惠谓曰："我当休明之朝，掌谏议之任，若不言所难言，谏所难谏，便是唯唯，旷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辈勿忧。"及议罢，旨劳还宅，亲故贺其幸甚。

时中山杜弼遗书普惠曰："明侯深儒硕学，身负大才，执此公方，来居谏职，謇謇如也，谔谔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弟，当庭面诤，虽问难锋至，而应对响出。宋城之带始萦，鲁门之柝裁警，终使群后逡巡，庶僚拱默。虽不见用于一时，固已传美于百代。闻风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书，每为口实。

普惠以天下人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徵绵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遵先皇之轨。夙宵惟度，欣战交集。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万姓得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于上，则亿兆乐输于下。自兹已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暗之日，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时听奉见。自此之后，月一陛见。又以孝明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晖纂统，钦明文思，天地属心，百神伫望。伏愿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泽，释奠成均，竭心千亩，明发不寐，洁诚禋祼，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化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但仍旧贯，亦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寻别敕付外，议释奠之礼。

时史官克日蚀，豫敕罢朝。普惠以逆废非礼，上疏陈之。又表论时政得失：一曰审法度，平斗尺，租调务轻，赋役务省。二曰听舆言，察怨讼，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请悉追改。三曰进忠謇，退不肖，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四曰兴灭国，继绝世，勋亲之胤，所宜收叙。书奏，孝明、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难诘。延对移时，太后曰："小小细务，一一翻动，更成烦扰。"普惠曰："圣上之养庶物，若慈母之养赤子。今赤子几临危壑，将赴水火，以烦劳而不救，岂赤子所望于慈母!"太后曰："天下苍生，宁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亲懿，莫重于太师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细之苦，何可得无?"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复言。"普惠曰："圣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陈者，凡如此枉，乞垂圣察。"太后曰："卿云兴灭继绝，意复谁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终，汉文封其四子，盖骨肉之不可弃，亲亲故也。窃见咸阳、京兆，乃皇子皇孙，一德之亏，自贻悔戾;沈沦幽壤，缅焉弗收，岂是兴灭继绝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当命公卿博议。"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于禫除，虽寒暑风雨，无不必至。初，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既深悼澄，览启从之。诏行之后，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普惠谓遣之将贻后患，上疏极言其不可。表奏不从。魏子建为益州刺史，有赃罪，普惠被使验之，事遂得释，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时梁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朝廷颇事当迎。普惠请付扬州，移还萧氏，不从。俄而正德果逃还。后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兴郡氐数反，西垂郡戍，租连久绝。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西道行台，给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任其召发;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其所部将统，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军资板印之属，悉以自随。事讫还朝，赐绢布一百段。时诏访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陈论。出除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梁前弊，别郡异县之人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人以为便。

普惠不营财业，好有进举，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在州卒，谥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学，有气尚。仕宋为员外郎，领军主，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兼著作佐郎。时献文于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谏，并不纳。淹上《接舆释游论》，帝览之，诏尚书李?曰："卿诸人不如成淹论，通释人意。"乃敕停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齐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许，昭明等执志不移。孝文敕尚书李冲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昭明言："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吊，童孺共闻。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下，犹共称之。卿方谓义出何典，何其异哉!"昭明言："齐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吊，初不素服，齐朝亦不为疑。"淹言："彪通吊之日，朝命以吊服自随。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齐之君臣，皆已鸣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独以衰服间衣冠之中?我皇处谅暗以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安知得失所归。"淹言："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为非也?"昭明相顾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责，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赍袴褶，不可以吊，幸借衣飖，以申国命。今为魏朝所逼，还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将命折中，还南日，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也，但令有光国之誉，虽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既而敕送衣飖给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尽哀。后正佐郎。

其后，齐遣其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等来聘，孝文敕淹接于外馆。宗庆语淹言："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言："夫为王者不拘小节，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主历事宋朝，当应便尔欺夺?"宗庆、庾荜及从者皆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言："我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亦不对。

王肃之至，銮舆行幸。肃多扈从，敕淹将引，若有古迹，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肃问："此是何城?"淹言："纣都朝歌城。"肃言："故应有殷之顽人。"淹言："昔武王灭纣，悉居河洛，中因刘、石乱华，仍随司马东度。"肃知淹寓青州，乃笑谓曰："青州何必无其余种。"淹以肃本隶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间今日重来，非所知也。"肃遂伏马上掩口笑，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向聊因戏言，遂致辞溺。"思宁驰马以闻，孝文大悦，谓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为制胜。"舆驾至洛，肃因侍宴，帝戏肃曰："近者行次朝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复，卿试重叙之。"肃言："臣于朝歌失言，一之已甚，岂宜再说。"遂大笑。肃又言淹才词，宜应叙进。帝言："若因此进淹，恐辱卿转甚。"肃言："臣屈己达人，正可显臣之美。"帝曰："卿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复于卿大优。"肃言："淹既蒙进，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遂酣笑而止。赐淹龙厩上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袭。转谒者仆射。

时迁都，帝以淹家贫，敕给事力，送至洛阳，使与家累相随。及车驾济淮，敕征淹。淹于路左请见，曰："敌不可小，愿圣明保万全之策。伏闻发洛已来，诸有谏者，解官夺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帝优而容之。

帝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专主舟楫，将汎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磝碻，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帝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人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诚至而不得相纳。"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除羽林监、主客令。

于时宫殿初构，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阳太守。还朝，病卒，赠光州刺史，谥曰定。

子宵，字景鸾，好为文咏，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于书侍御史。

范绍，字始孙，敦煌龙勒人也。少聪敏。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以父忧废业。母又诫之曰："汝父卒日，令汝远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过期，宜遵成命。"绍还赴学。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颇涉经史。孝文选为门下通事令史，迁录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为侍中李冲、黄门崔光所知。帝曾谓近臣曰："崔光从容，范绍之力。"后朝廷有南讨计，发河北数州田兵，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又诏与都督、中山王英论攻钟离。绍观其城隍，恐不可陷，劝令班师，英不从。绍还，具以状奏闻。俄而英败。后历位并州刺史、太常卿。庄帝初，遇害河阴。

刘桃符，中山卢奴人也。生不识父，九岁丧母。性恭谨，好学。举孝廉，射策甲科。历碎职，累迁中书舍人。以勤明见知，久不迁职。宣武谓曰："扬子云为黄门，顿历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辞也。"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宣武频诏桃符慰喻之。桃符还，具称益宗老耄，而诸子非理处物。宣武后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东豫州刺史，与后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语在《益宗传》。桃符善恤蛮左，为人吏所怀。久之，徵还。病卒，赠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济阴乘氏人也。祖寿兴，沮渠氏库部郎。父生，再为济南太守，有政绩。献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马射，赐以骢马，加以青服，彰其廉洁。时三齐始附，人怀苟且，蒲博终朝，颇废农业。生立制断之，闻者嗟善。后卒于淮阳太守，追赠兖州刺史。悆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者上岸，窃禾四束饲马。船行数里，悆觉，即停船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初为真定公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纟玄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纟玄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后随子直镇梁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悆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

孝庄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监临淮王彧军。时梁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综密信通彧，云欲归款。众议谓不然，悆遂请行，曰："综若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岂惜一人命乎!"时徐州始陷，边方骚扰，综部将成景俊、胡龙牙并总强兵，内外严固。悆遂单马间出，径趣彭城。未至之间，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问其来状。悆曰："我为临淮王所使。"兵润遣人白龙牙等。综既有诚心，闻悆被执，语景俊等曰："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将验虚实，且遣左右为元略使，入魏军中唤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诈作略身，在一深室，托为患状，呼使户外，令人传语。"时略始被梁武追还。综又遣腹心人梁话迎悆，密语意状，令善酬答。引悆诣龙牙所。龙牙语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见，故令唤卿。"又曰："安丰、临淮，将少弱卒，规复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东鄙，势在必争，可否在天，非人所测。"龙牙曰："当如卿言。"复诣景俊住所，停悆外门，久而未入。时夜已久，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悆言，谓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归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岁星在斗，吴之分野，君何不归梁国?"悆答曰："法僧，莒仆之流，而梁纳之，无乃有愧于季孙也!今月建鹑首，斗牛受破，岁星木也，逆而克之，吴国败丧不久。且衣锦夜游，有识不许。"言未尽，乃引入见景俊。景俊良久谓曰："卿不为刺客也?"答曰："今者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后图。"为设食，悆强饮多食，向敌数人，微自夸矜。诸人相谓曰："壮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指床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谓悆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唤，欲问卿事。晚来患动，不获相见。’遂辞而退。须臾天晓，综军主范勖、景俊司马杨?票等，竞问北朝士马多少，悆陈士马之盛。寻而与梁话盟契讫。未旬，综降诏封悆定陶县子，除员匀散骑常侍。永安中，为右将军、给事黄门侍郎，进爵为侯。虽任居通显，志在谦退，迎送亲宾，加于畴昔。而自无屋宅，常假赁居止，布衣粝食，寒暑不变。孝庄嘉其清洁，时复赐以钱帛。

及东徐城人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南引梁人，诏悆以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与行台樊子鹄讨破之。悆又购斩文欣。还，拜金紫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三徐行台。与都督贺拔胜等拒尔朱仲远，军败还京。

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时荥阳人郑荣业反，围州城。城降，荥业送悆于关西。

张耀，字景世，自云南阳西鄂人也。仕魏，累迁步兵校尉。永宁寺塔大兴，经营务广。灵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顾问，耀敷陈指画，无所遗阙，太后善之。后为别将，以军功封长平男。历岐、东荆州刺史。

天平初，迁邺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关经构。耀清直素著，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诏从之。耀勤于其事，寻转营构左都将。兴和初，加卫大将军。宫殿成，除东徐州刺史。卒于州，赠司空公，谥曰懿。

刘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干，腰带十围，须髯甚美。初拜校书郎，转主书，颇为孝文所知。从征南阳，还，加积射将军、给事中。帝谓黄门郎邢峦曰："道斌是行，便异侪流矣。"宣武即位，迁谒者仆射。后历恒农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贞称。卒于州，谥曰康。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后，故吏追思之，复立道斌形于孔像之西而拜谒焉。

董绍，字兴远，新蔡鮦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家四门博士，累迁兼中书舍人，为宣武所赏。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诏绍慰劳，为贼锁禁送江东。梁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便相器重。梁武闻之，使劳绍云："忠臣孝子不可无之，今当听卿还国。"绍曰："老母在洛，无复方寸，既奉恩贷，实若更生。"乃引见之，谓曰："战争多年，人物涂炭，是以不耻先言，欲与魏朝通好，卿宜备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及绍还，虽陈说和计，朝廷不许。后除洛州刺史。绍好行小惠，颇得人情。萧宝夤反于长安，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孝明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答："此绍之壮辞，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非实瞎也。"帝大笑，敕绍速行。以拒宝夤功，赏新蔡县男。尔朱天光为关右大行台，启为大行台从事，兼吏部尚书。天光败，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谘议参军。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迁，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郁郁不得志，或行戏街衢，或与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颇类失性。孝武崩，周文与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劝进，令吕思礼、薛憕作表，前后再奏，帝尚执谦冲不许。周文曰："为文能动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绍为第三表，操笔便成。表奏，周文曰："开进人意，不当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绍议论朝廷，赐死。孙嗣。

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少有操尚。举秀才，中尉王显召为检校御史，迁殿中御史。司徒江阳王继召为记室参军，遂为元叉所知。叉执朝政，引为尚书殿中郎，领中书舍人，仍御史，预闻时事。卑身克己，人无恨焉。家素贫约，食客恒数十人，同其饥饱，时人叹尚之。太保崔光临薨，荐元兴为侍读，尚书贾思伯为侍讲，授孝明《杜氏春秋》。元兴常为擿句，儒者荣之。叉既赐死，元兴亦被废。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 池，无根水上荡，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普泰初，为光禄大夫，领中书舍人。太昌初，卒于家，赠齐州刺史。元兴世寒，因元叉之势，托其交道，相用为州主簿，论者以为非伦。

时有济郡曹昂，有学识，举秀才。永安中，除太学博士，兼尚书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贫，忽遇盗，大失绫缣，时人鄙其矫诈。

论曰：孙绍关左之士，又能指论时务。张普惠明达典故，强直从官，侃然不挠，其有王臣之风矣。成淹、范绍、刘桃符、鹿悆、张耀、刘道斌、董绍、冯元兴等，身遭际会，俱得效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于此也。

基本信息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

社会影响

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

把《南史》《北史》作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来读，一则有益于了解整个南朝和整个北朝历史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去认识和思考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问题。再则，这也有益于我们了解作者分别把南北朝各朝历史贯串一气的历史见解和撰述思想，并对前人批评它们“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的论点有恰当的认识。应当说，在以某一个皇朝的兴衰存亡为断限而著史的历史环境下，李延寿能够以数代之史为一史，“断代为仍行通法”，无疑是个创造。

作者介绍

李延寿者，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脩撰劳，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初，延寿父大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於本国详，它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

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二书百八十篇，上之。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迁符玺郎，兼脩国史，卒。（《新唐书》）

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

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叹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他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李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北史·序传》对李延寿先祖的记载：

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历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灵，为翼隷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周时，裔孙曰乾，娶于益寿氏女婴敷。生子耳，字伯阳，为柱下史。子孙散居诸国，或在赵，或在秦。在魏者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别孙悝，为魏文侯兴富国之术焉。在赵者曰昙，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兴族，为将军。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郑公。伯祐生二子，平燕、内德。子信为秦将，虏燕太子丹。信孙元旷，仕汉为侍中。元旷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讨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仲翔临阵殒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记李将军传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纪，实始此也。仲翔曾孙广，仕汉，历文、景、武三帝，位前将军，立功沙漠。广子当户、椒、敢。当户子陵，战殁匈奴。椒。敢历侍中、郎中令、关内侯。生子禹，位至侍中。并事具史、汉。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长宗。长宗生博士况。况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临淮太守轨。轨字逸文，生积弩将军隆。隆字业绪，生雍。雍字隽熙，仕魏，历尚书郎、济北、东筦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远，晋举秀才，为相国从事中郎、北地太守......

撰写背景

充分注意到《南史》《北史》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

李大师为什么要写南北朝史？李延寿是这样讲的`：“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该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这种情况，从上面介绍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李大师所能见到的当时人的著作一定比这要多得多，因而感触也会更深。李大师认为应当“改正”这种不正常的作史态度，所以才打算“编年以备南北”，写一部贯通南北朝的史书。

从史学跟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的历史著作、唐初，皇家组织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及重修《晋书》，只说“正统”和“僭伪”，不特别强调“华”、“夷”界限，只有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才能做到。这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李大师生活于隋唐之际，他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计划时，“五代史”尚未着手撰写，重修《晋书》的工作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足见他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李延寿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历史思想，在《南史》中取消了《索虏传》，在《北史》里也不再立《岛夷传》；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历史均立“本纪”；于宋、齐、梁、陈历史亦均立“本纪”。从而摆脱了南北朝时期因政治分裂而造成的史学家的偏见和局限，大致摆平了南、北历史的地位。这不仅反映了在国家统一局面下“天下一家”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结局。我们读《南史》《北史》，不能不了解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撰述旨趣。

艺术特点

以“二史”同“八书”作比较。“二史”出于“八书”，但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八书”，除了上面讲的两点以外，还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有增删之别。“二史”对于“八书”的增与删，有利也有弊。其所删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诏令，大臣奏议、文章，从而使史文紧凑、醒目，可读性强，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删去了“八书”中的一些重要史实。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杂史中的预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寿撰写“二史”，参考的书籍比较多，因而增加了“八书”中原来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扩大了某些人物传记的篇幅，甚至还增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是利的方面。可见，在增删问题上，“二史”与“八书”各有得失，不能作简单的看待。

第二，书法上有曲直之分。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忌讳而形成曲笔者甚多。《南史》《北史》对这些曲笔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撰《魏书》，凡事涉高洋父亲高欢在东魏所作所为时，多曲为回护；《北史》对此大多据实直书，予以改正。《梁书》《陈书》虽是姚思廉撰成于唐初，但因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作，而姚察又多据梁、陈史官所录，故曲笔也不少。如《梁书》对临川王萧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时称其长者”；而《南史》则揭露他是个品行低劣、恣意聚敛、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陈书》曲笔之处更多，“使奸恶不能藏匿”。当然，“二史”亦并非完全没有曲笔，但总的来看，在书法的曲直上“二史”是胜过“八书”的。

第三，文字上有繁简之异。“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二史”只有一百八十卷，仅占原书卷数三分之一。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叙事简劲”的长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叙事简劲，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堪为“近世之佳史”，并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比拟。正因为如此，“二史”比“八书”流传广、影响大。北宋以前，“八书”中有的颇多散失，而“二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尔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以“二史”与“八书”相比，不是说“二史”可以代替“八书”，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在“二史”与“八书”的关系的问题上，正确的看法应当是：

（一）对于“二史”和“八书”撰述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对于它们的作者在思想上的异趣，以及它们在材料运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区别，都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说明；（二）“二史”和“八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各自都有贡献，都有应当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我们不应在它们之间进行抑扬和褒贬；

（三）对“二史”和“八书”作比较，目的在于总结和说明它们的特点和优点，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运用它们所提供的而又确实经过我们鉴别的历史知识为当代的社会实践服务。读“八书”、“二史”如此，读其他史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