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艺术格局

如今的中国艺术界，整体迷失于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每日狂奔，时刻迷茫。现在的时代更迭速度日新月异，在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我们分明感受到世界发生了巨变，那些伟大的旗手制造的战无不胜的经济泡沫神话，眨眼间灰飞烟灭，大家慌乱成一团。

同年，微博的出现让我们的沟通方式产生质的变化。到了今天，2014年，传统互联网升级到移动互联、社交网络时，彻底宣布“后互联网时代”非约而至，扑面而来。艺术界似乎对这巨大变化无动于衷，或者无所适从。在社会经济模式和社群互通方式同时发生变化的今天，艺术界既为寻找不到艺术的发展方向而痛苦，同时又落入艺术市场的搅拌机——所有的元素都被粉碎，最终混成模糊的一团。

　　一、艺术市场曾经成了艺术家的追逐目标

回顾历史，最初威尼斯市决定策划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双年展，双年展的发起人，是当时的市长里卡多·塞瓦提可(Riccardo Salvatico)先生。作为市长先生策划的双年展不会是单纯的艺术项目，事实上威尼斯双年展从诞生之初，就有着明确的商业目标：其一是城市战略，将水城打造成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化、艺术的旅游城市;其二是为艺术开辟一个新市场。从1894年开幕的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以及随后举办的各届展览，都在执行这一办展初衷。

不独是威尼斯双年展境况如此，在1940年代，当时还是年度展览的惠特尼双年展(The Whitney Biennial)，同样也充分展现其市场造星能力，即使艺术家在参展前没有得到市场的关注，那么在公布展览名单后，他们也会迅速获得画廊主的垂青。

威尼斯双年展将“为艺术开辟一个新市场”作为重要目标，所以最初的双年展组织机构中设有销售办公室，用以帮助艺术家销售作品，并提取10%的佣金。但是到了1968年以后，双年展取缔了销售办公室。原因是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反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双年展成为富人们的游戏，因此双年展的董事会决定禁止在主场馆内进行销售。由此，威尼斯双年展逐渐独立于艺术市场的趣味，成为鼓励艺术实验和创新的重要平台，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双年展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即便如此，资本在整个双年展中仍然如影随形，各个场馆的冠名或主要赞助商拥有很高的话语权，因为赞助商是双年展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到了最近几届威尼斯双年展，商业介入展览进一步突显，金融危机导致双年展董事会一再下调展览经费，即使主题馆的装置作品也需要艺术家自行寻找赞助人，所以画廊等投资人乘机渗透到主题馆内，弥漫在馆内的商业气氛让观众恍惚走进了艺术博览会。

商业介入和“反市场”艺术，一直是西方双年展系统中如影随行的一对孪生兄弟。不关注市场而被市场垂青，在常规的商业逻辑中是不合理的。然而艺术市场则正是依赖这一特殊的“反市场”文化属性，实践着商业逻辑中的悖论：“反市场”从而在更大范围的获得市场!

西方艺术世界深谙这一规律，并且娴熟地使用这一游戏规则，从而引领全球艺术潮流的发展。如今的惠特尼双年展(The Whitney Biennial)，正在展示其“反市场”的艺术，诗歌、表演、声音艺术……以及更多难以买卖的、非实体性的艺术形式。

挑战并反复重新定义自我，是当代艺术家首要而必须的任务。而不能像井底之蛙一样，抱着固定标签直到老死：画光头的、画傻笑的、画面具的……这些像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的小商小贩——一招鲜行遍天的思维，早已落后于整个时代。如今的当代艺术家，必须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和思想者，可以身兼数职：艺术家、策展人、雕塑家，甚至诗人、散文作家、电影制作人……所有的这一切——混搭、整合于一起，形成了多样性和多元化，才能让今天的艺术界变得既不可思议，又生机勃勃。

但此时，催生新形态艺术家的诞生，需要呼唤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全新时代，才会一切皆有可能。

　　二、后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我在2013年多次撰文、鼓吹移动互联、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生态催生革命性变化。今天看来，我过去的言论不是过激了，而是预估不足。2014年伊始，伴随着移动互联、社交网络的高速发展，中国全面进入“后互联网时代”。

这是一个伟大而崭新的时代。

据2014年1月的CNNIC报告显示：截止到2013年12月，中国手机上网人群规模达到5亿，占全部网民的81%，达到近40%的绝对普及率;《百度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移动互联网的上网时长全面超过PC端，幅度高达29%以上;马化腾所掌握的数据则是：移动互联网所贡献的网络流量已经高达70%以上。这些数据意味着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社交、社群结构逐步形成，全面颠覆传统的思维模式。

现代通讯工具和传统互联网带来的，是“连接”方式的彻底改变：更快、更广、更方便的“连接”。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连接”——物的连接、人的连接，以及商业与人的连接。而进入“后互联网时代”，在移动互联和社交网络的情境下，“连接”有了质的进化和飞跃：连接的物、连接的方式、连接的速度、连接的地理范围、连接的时间长度，以及连接的生活情境都有了极大的扩展。和传统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差别，在于组织信息的方式不同：传统互联网对信息的组织，主要是对“物”的组织——网页搜索和门户平台都以产品/服务为核心。而在后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和社交网络对信息的组织，则主要以“人”的“行为”为核心——随时、随地，以场景为背景的行为，这种“人的行为数据”比过去的物理数据采集，表现的更加精确、直接和相关。

移动互联和社交网络以“人的行为为核心” 的信息组织方式，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权柄，但这并不是说“个体”变得无限强大，而是指由无数“个体”结成的网络是强大的。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年-1980)的作品《群鸟》(The Birds，1963)中描述的意象：单个的飞鸟是微弱而不起眼的，但无边无际的鸟群聚集一处的疯狂攻击，可以让小镇里很多原本比“鸟”强大的多的“人”陷入灾难和恐慌。藉由社交网络而集结一体的“个体”所拥有的权力和力量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和社群结构中出现了两大变化：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