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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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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经》的编排分类

关于诗经的有关资料

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太)师》中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年)之前。

二《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风·相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兴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诗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萧萧”“胶胶”都是叠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

三《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一)《诗经》里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事物。这是《诗经》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许多诗密切地联系着政治,针砭了社会。有些出于下层的反剥削、反压迫的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更本质的现象。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被后人十分重视,产生了巨大影响。屈原作品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反对黑暗势力的精神就是《诗经》精神的继承。

(二)《诗经》里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收到显著的艺术效果,对后代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诗经》中民歌还有些结构形式上的特点值得一谈,最突出的是重章叠句。重章有时表示事物进展的程度和顺序……重复歌唱还有加强抒情的效果……至于《诗经》中歌谣本身给予后人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于它的真朴、深厚的思想感情与现实主义精神,而不在于它的技巧和结构形式。